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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夕，我终于找到了我寻找了30年的小学老师！但找到老师的结果却是我没有料到的。
那次去浙江省天台县采访，我顺便向县委宣传部时任副部长王正多打听我的小学老师，他是天台人。
“他叫什么？”宣传部办公室主任丁必佑问。
“张云洲。”
王副部长和丁主任马上都掏笔记下这个名字。
“让你寻找了30年的老师，一定对你影响很大吧？”王副部长问。
的确，在我短暂的求学生涯中，张老师对我产生的影响增加了我的自信，因而改变了命运。
1957年，我父亲因文惹祸被划为右派，被逐出杭州遣送回乡监督劳动。从此我成了右派的儿子，自信就是从那无处不在的歧视中离开了我。
我入读的是临海县（现临海市）花园区龙岭公社兰田小学，这是附近几个村唯一的小学。四年级时，班里新来了一位班主任，叫张云洲，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果然，张老师的第一堂课就将我们全班征服。
上课铃响过，张老师走进教室，他敦实伟岸，浓眉大眼，一脸威严。这节是地理课，张老师一上来就提了个问题：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是多少时间？张老师从第一排开始让学生答题。农村孩子胆小，被老师的威严一吓，竟都答不出来。而答不出的不让坐，叫“插蜡烛”。不多一会，我前面的“蜡烛”已插成一片。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成绩好的同学也能回答，但慑于新老师的威严，大家竟都失语了。
一根根的“蜡烛”在向我逼近。我本来就在人前犯怵，此时更感到自己心跳加剧。终于，我无可逃遁地站了起来，血，直往脑门上冲，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我失声了。
张老师的第一堂课就使全班同学慑服，包括那几个无所畏惧的“鼻涕英雄”。
张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二堂课是作文。作文是我的强项，我的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有了那次地理课之辱，我决心挽回颜面，好好表现。
那篇作文我写得神采飞扬，一气呵成。
下堂作文课应是讲评，凭经验，我的作文应能作为范文。
终于等到了那堂课，作文本在讲评前发了，没有我的。我更坦然了，肯定是老师把我的作文留作讲评。于是我轻松地期待着屈辱之后的好评。
然而，张老师没有在班上宣读我的作文，当张老师开始布置另外的作业时，我心慌了。既不讲评，又不发作文本，什么意思？经验对这位新老师失灵了。我无心听课，开始反思这篇作文，于是许多不足之处便一一显现，我越想越怕。
恐慌中，张老师已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本。他冲我点点头，嘴角微微翘起，微笑着说：“好好看看！”
我急忙打开，又迅速合上——作文后面是红红的一片。
不用说，那是批评！
此时，我蓦地感到——我自认，张老师的笑分明是一种讥讽。
我怎么会写出这么糟的作文！
下课铃一响，我冲出教室，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急切地打开作文本。
苍劲有力的行书俊美飘逸，张老师的批语如一股暖流注入我的心田，我顿感嗓子发热，鼻腔发酸——张老师在批语中热情地赞扬了我的作文，并以探讨的口气，对文中的几个段落提出修改意见：“如果这样写，是不是更好些？”“这一段如果能……可能会更生动。”
受惯歧视的我，我的老师竟平等与我探讨文章写法！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啊！
那是极左时期，张老师明知我出身不好，仍不避讳，常在班里表扬我，这使我在饱受欺凌和歧视中感到了人性的温暖，自信逐渐恢复。
“知识就是力量，一个有知识的人就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把他说过的这句话记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在我困守山村前途无望时仍督促自己不放弃学习。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同学们用白眼、唾沫、咒骂、殴打来表明鲜明的阶级立场，甚至有同学往我头上撒尿。5年级没读完，我就被迫逃离，从此辍学。
不久，张老师也离开了我的母校，从此音讯杳然。
逆境是最好的老师，能教人怎样做人；苦难是金钱难买的经验，是一个人终生受用的财富。辍学后，我转入社会大学，放过牛，14岁参加生产队劳动，学会了所有农活，当过守林员，后来又成了云游四方的木匠。感谢张老师，是他的激励使我阅读的兴趣更浓，不管境遇如何，我都没有放弃读书。
十一届三中全召开了，父亲右派改正，高考恢复。在父亲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跨进考场，那份勇气中，有张老师给予我的自信。凭着这份自信，一个山村农民，一个乡村小木匠跨进了高校，并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天台有这么好的老师，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帮你找到张老师！”丁主任说。
然而，要找到张老师并不容易。1983年我大学毕业即入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工作。从此我便开始寻找张老师，我多次回老家临海采访，每次都打听张老师的下落，却一直未果。
张老师是天台人，会不会调回天台了呢？
1989年5月，我随浙江省一位副省长到天台调研教育，顺便向教育局打听。教育局很重视，马上查，还是没有。
临海，天台，一次次寻访，一次次碰壁。我还在浙江日报撰文寻找，我在文中呼唤：“张老师，你在哪里？”
“这个张老师必须找到，找张老师的是我的朋友！”王副部长对着电话加重语气。
很快，教育局回复了：查无此人。
看来，找到张老师的希望仍然渺茫！
“再找找，在离退休教师中找！”丁主任给已退休的县教育局长打电话。
当晚，我们正吃饭，王副部长手机响了：“……找到了？张老师在平桥镇！”王副部长的脸顿时神采飞扬起来。
我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激动，眼眶顿时湿润，我别转脸去……
当晚，我见到了张云洲老师。这是我寻找了30年、离别46年后的见面！
记忆里伟岸挺拔的身躯已变得清瘦干枯，眼前的张老师，发斑白，背微躬，凌厉的目光已变得平和慈祥，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张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温家岙的叶辉啊！”我握着他的手说。
张老师笑着，眼睛内视式地在记忆里迅速搜寻。
“温家岙？我记得有戴荣光。”
“我与戴荣光同班！”我忙示道，希望能勾起他的记忆。
“有陈三香。”
“对，陈三香高我一级。”
“还有小美，他家曾失火……”他目光开始躲闪，似乎是为自己的遗忘而愧疚。
“我爸爸是从杭州下放的老师。”我竭力帮助他寻找记忆。难道30多年来骚扰得我寝食难安的老师竟对我没有一点印象？我不甘心！
“老师？我记得叶泽楚、蒋素秋。”他说的这对小学教师夫妇与我同村。
张老师张了张嘴，终于无法记起我来。
显然，我与他的交往时间太短，在他众多的学生中，我太卑微，他的记忆一定是向那些闪光的同学敞开着。
我没想到，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老师，我苦苦寻找了30年的老师，却对我毫无印象！
然而我很快平静了。对他来说，肯定和激励学生，这太平常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激励和肯定竟会使这个学生增强自信，走出自卑，彻底改变命运。这普通教师的平常之处，不正是灵魂工程师的神圣和伟大之处吗？
老师可以忘记学生，而学生却永远忘不了老师！
告别时，我嗫嚅着试图表明我的感激，但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但此时我的心绪已恢复宁静，毕竟，我终于找到了寻找了30年的老师！
（作者为本报领衔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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