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的文化品格

    2015年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日。十年来，我对先生的思念未尝稍减。在启功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我有幸长期与他亲密接触，深刻地感受到了先生人格的伟大。先生高尚的品德，时时感动着我，教育着我，熏陶着我，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坚韧：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

    启功先生生前有一方特别喜爱的古砚，上有砚铭：“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多次书写这则铭文，并把自己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可见“坚”“净”二字得到他的高度认同。坚韧如石、纯净似水，正是先生性格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很多人都知道，启功出身皇族，是清雍正帝的第九世孙，可是他一点也没受到皇恩的泽润。由于是降袭制，到他曾祖父这一辈，受封爵位的俸禄已经连养家都不够，只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活。启功刚满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揭开了家族急剧衰败的序幕；十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又相继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从此就靠寡母和终身未嫁的姑姑抚养。靠着曾祖父和祖父门生的资助，家庭勉强维持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启功初中未毕业便辍学了。

    苦难的生活，磨炼了启功的意志。辍学之后，他没有消沉，也没有放弃学习。他一边教家馆挣钱贴补家用，一边寻找工作，同时跟随几位老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练习书画创作。艰难的环境，养成了他虚心求教的学习态度，锻造了他刻苦钻研的学习毅力。他不拘一格，师从百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传统文化，奠定了以后做学问的基础。在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当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后生，还是艰难坎坷的中年时光，抑或后来名满天下的博学大师，他从来都没有懈怠过，一生都在学习和思考。他在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古代汉语研究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版本目录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这些成就都不是在课堂上学来的，而是他“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抓”来的。

    在学术研究和书画创作中，启功最可贵的是不盲从前人，更不迷信权威，不懂的东西总要弄个究竟。他敢于怀疑前人的学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向溥心畬学画，溥心畬总说“要空灵”。至于怎样“空灵”，他也说不上来。启功就一边临摹学习一边用心琢磨，终于有一天明白了“空灵”的道理。再如，关于书法的结字、用笔，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这一观点流传了几百年，从来没有人怀疑。可是启功通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应是以结字为上。”他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练字的九宫格、米字格并不准确，因为字的重心聚处并不是在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论书绝句·九十九》）

    启功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他天天临帖，几乎从未间断。当浮躁之气充斥书画界，一些人以奇为美、以怪为美、以丑为美的时候，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美学原则，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字。2000年4月，88岁的他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读〈论语〉献疑》，就《论语》中的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了他对思想史重要问题的思考，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2003年10月，91岁高龄、行动不便的启功先生抱病到国家图书馆作讲座《沈约四声及其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对中国诗歌韵律来自印度的说法予以反驳。2004年7月，他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等三本书，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和重要观点，此时距离他逝世已不到一年。他是真正地“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他是在与时间赛跑，努力给后人多留下一些东西。正是由于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才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为学如此，为人更是如此。启功先生看似随和，一团和气，实际上外圆内方，清正自持，不媚上，不趋势，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抗战胜利后，先生当时所在的辅仁大学一位教授出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想要年轻有才华的启功去当科长，薪水比他当教师高很多。启功当时家里很穷，母亲、姑姑、妻子都靠他微薄的薪水养活，这份工作对他很有吸引力。他犹豫不决，便去请教恩师陈垣校长。陈垣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启功答：“我‘少无宦情’。”陈垣听到这里捋着胡子哈哈大笑，说：“既然你并无宦情，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你适合干哪个？”听了老师的话，启功不啻醍醐灌顶，立刻起身回家，给那位教授写了一封信，婉言谢绝他的邀请。

    老师的教诲，令启功牢记终生。在2004年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中，他郑重地说：“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我作出了一次重要的正确的选择，对我来说，这是无价之宝，而帮我指点迷津的恰是陈老师。他指导我怎样正确衡量自己，认识自己，怎样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选好自己的人生舞台。”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认真走好每一步，不容自己有任何错失。1957年“反右”，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并接连被撤销了教授职称、北京市政协常委和九三学社社员的资格，工资也被降了一级。在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没有沉沦。不能上讲台，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1964年，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几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猛然袭来，启功先生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被不断审查，并要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家中也被查封。但在这艰难岁月，他仍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和修改，酝酿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并在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改革开放之后，启功先生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他的书法声名日隆，一字千金。先生并没有以此自矜，以书法家自居。凡是向他求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特别是一些修理工、服务员，他常常主动赠字感谢他们的劳动。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社会上对他的字太“滥”的非议。而先生毫不介意，因为他本来就没像有的人那样拿字卖钱。

    先生对普通人如此谦和，可是对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权贵就不假以辞色了。先生曾经给我讲过两个真实的故事。一次，一位商人向他求字，说要制成匾额挂在酒楼上。启功问：你们有经济效益，我要不要经济效益？来人问他要多少钱，并拿出一沓钱给他。启功说：你没有诚意。你如果有诚意，不等我问，就应该主动提出报酬的事。哪怕是两角钱，那也是你的诚意。等我问你了，再多的钱也不是你的诚意。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诚意。还有一次，一位自称是空军首长秘书的人来替首长索字，态度蛮横。启功缓缓问道：“我要不写，你们首长会不会派飞机来炸我？”那人没想到他会这么问，赶紧回答：“那当然不会。”启功说：“那我就放心了。你走吧。”

    对于原则问题，先生从不苟且。1993年，他发现有人假冒他的名义，对古书画作品进行鉴定，造成书画市场的混乱。对此，老先生非常愤怒。当年6月17日，他专门约见我，委托我代他发表声明：“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鉴定真伪，凡有以‘启功’名义在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上题签的均为假冒，概与本人无关。凡以我的名义欺诈别人的，属于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先生恳切地说：“这事我想了很久，终于下了这个决心，请你在报纸上为我发表一个声明。”二十多年过去了，先生当年严肃、认真而又焦急的神情仿佛还在眼前。

    净，还体现在先生对自己的无情解剖和严格要求上。1938年，启功失业后，为生活所迫，曾短暂地在日伪政府里做过一个比科员还低的小职工，总共不过三个多月。为此他一直深深自责，视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污点。新中国成立后，启功主动向陈垣校长坦白了这件事，陈校长听了，只说了一个字：“脏！”这一个字，启功记了一辈子，并且郑重地写进了《口述历史》中：“就这一个字，有如当头一棒，万雷轰顶，我要把它当作一字箴言，警戒终身——再不能染上任何污点了。”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启功不惜自曝其丑，没有掩饰自己，更没有美化自己，这不但是“不为尊者讳”，而且是“不为自己讳”了。

旷达：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

    认识启功的人都知道，先生幽默，开朗，达观，诙谐。其实启功先生“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他历尽苦难，饱尝忧患，心中的痛是旁人所难以想象的。可是，他却能够超然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始终保持着自信、自爱和自尊，保持着一颗乐观辽远的赤子之心。

    在十年浩劫的荒唐岁月里，先生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不久，又被打为“准牛鬼蛇神”，一天到晚不断地接受审查，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改造，家中也被查封。老伴和亲人都为他的精神状况而担心，但他却一如既往地微笑：“你们放心，我事情忙着呢，没时间琢磨自杀！”他挥笔写下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

    启功的书法博师古人，典雅挺秀，美而不俗，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受到书法界的高度评价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喜爱。可是，也有些人不以为然。有的人说他是“馆阁体”，有的人说他写得太滥了。其实，启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字当回事，更没有把自己的字当作牟利的工具。他菩萨心肠，来者不拒，天天为众多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无偿劳动。面对各种议论，启功先生一贯相当达观，毫不在意：“我不在乎别人称我什么‘馆阁体’，也不惜自谑为‘大字报体’，反正这就是启功的书法。”“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

    “您一生历经坎坷，为什么能够不失赤子之心，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呢？”我曾像很多人一样，好奇地问过启功先生。他答道：“小孩子有句顺口溜：‘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我是‘手心手背，没心没肺’。人的一生主要是‘过去’和‘未来’，‘现在’很短暂，已经过去的事，还想它做什么？要多想未来。我幼年丧父、中年丧母、老年丧妻，没有子女，但很舒服，什么牵挂都没有了！当右派不许我教书，我因祸得福，写了许多文章……幸亏有那么多曲折，让我受到了锻炼。我最反对温习烦恼，自找不痛快干什么！”先生提倡向前看，这是看似浅显却很难做到的真智慧，然而，先生确是真正地做到了。

    启功书法出名后，社会上仿冒者众，北京潘家园还有专门批发的。有一次他来到一家专卖“启功书法作品”的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有人问他：“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功微微一笑：“写得比我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有人开玩笑说：启先生养活了一代人。心善如佛的启先生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说了，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用，我干吗要打破人家的饭碗呢？他要是来跟我借钱，我不也得借给他吗？”这种观念虽然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了启先生一贯的仁者情怀。

    启功晚年身体不好，疾病缠身，饱受折磨，非常痛苦，可他却能以幽默来化解病痛。他曾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他就笑对人说：“嗨，我的心坏了坏了的！”他的很多诗词都是在病中写成的，也有很多诗词是以“生病”为题材的。有一次，先生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并下了病危通知单，众人都替他担心。可他醒来后，却在病床上吟起诗来：“填写诊单报病危。小车直向病房推。鼻腔氧气徐徐送，脉管糖浆滴滴垂。心测功能粘小饼，胃增消化灌稀糜。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榻上口占长句》）还有一次，先生因颈椎病发作，去医院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形神毕肖地写下《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每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一个人对于生死能如此豁达，对于名位权势就不会放在心上了。论名分，他是最早一批“博导”，货真价实，但他始终不当回事，每每谈及，他总是说：“我是‘拨倒’，一拨就倒，一驳就倒。”论权位，199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人家告诉他这是“部级”，先生就故意打岔说：“不急，我真不急！”实际上当时启功先生还真的不是“部级”；直到2000年之后，才享受了“副部级待遇”。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震惊！可启功先生对什么级别、什么待遇从来都毫不介意、毫不在乎，他是真的一点都“不急”。有一次，我听见他打电话，那头说话人称他“馆长”，他颇不高兴，说：“我是饭馆馆长，不，饭馆馆长也不是，做不了。”

    幽默，不只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自信，一种修养，一种胸怀，一种境界。先生的无所畏惧，缘于看淡生死、不计名利，缘于性格的洒脱和心胸的豁达。“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规劝世人的殷殷期望。有一位先生，当年随着“反右派”的批判大潮，参加了多次批斗启功的活动，下手不可谓不狠。风潮平息后，他出于自责处处躲着先生。当后来再见面时，还未等他“深刻反省”，启先生就忙着安慰他，替他开脱：“陈年老事别放在心上，那个时候就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开阔胸襟，竟至于此，令闻者无不动容。

感恩：万点松煤写万松，一枝一叶报春风

    启功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怀和帮助。他始终铭记着别人对他的恩惠，当他有能力回报的时候，他不遗余力地报答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并把他的大爱洒向社会，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万点松煤写万松，一枝一叶报春风。轮囷自富千春寿，更喜阳和日正东。”（《扇上写青松红日为励耘师寿》）这是他为给陈垣老师祝寿而写的诗。陈垣是启功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恩师，无论是对他的为人为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功终生不忘师恩，努力回报师恩，并用实际行动传承老师爱国爱民、心忧天下的精神。1980年，北师大为了纪念陈垣校长一百周年诞辰，决定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启功主动承担起写会标的任务，每个字直径一米左右。当时他的住房很小，家中也没有写大字的抓笔。年近七旬的老人就把四尺整张的宣纸铺在不足两平方米的地上，把毛巾团起来制成一支特殊的抓笔，跪在地上书写。由于房间小，只能写一张晾一张，然后再写下一张。就这样，“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12个大字，整整写了一个上午。在一旁帮助扶纸的学生感动地问：“先生怎么下跪了？”他回答：“给老师下跪有什么不应该呢？”

    对老师如此，对其他给予过他帮助的人同样如此。吴镜汀、溥雪斋、溥心畬、傅增湘，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对这些前辈和朋友，启功都是竭尽所能地予以回报。懂得感恩，是做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可是很多人连这个基本要求都做不到。启功终生对社会、对亲人、对师友都怀着感恩之心。

    启功对亲人怀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到先生府上，先生向我展示昨夜写就的一首七律：“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先生说，夜里睡不着，想起死去的母亲、姑姑和妻子，当年她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现在有钱了她们却不在了。言语间不胜悲怆，令我几乎泪下。

    先生对亡妻的感情令人感动。妻子去世之后，启功在极度的悲痛中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痛心篇二十首》，以极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与老伴之间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启功还把他广博无私的爱洒向社会，帮助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他对国家和民族怀有真诚而深切的感情。每当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灾难，他都踊跃捐款，积极参加赈灾义卖活动。他多次捐款资助贫困学生。改革开放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先生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激励学生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的精神。执教70年的启功，究竟为贫困生付出了多少？在这样的疑问面前，他总是淡然地摆摆手说：“记不清了。”

    对别人的恩德永远铭记在心，并且终身回报；对自己的付出却“记不清了”。这就是启功先生，一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仁者和智者。

    （作者为作家，《文艺报》副总编辑，以散文创作为主，结集出版的有《三更有梦书当枕》《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译著《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