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刻石,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因刻立在山东省青岛市琅琊台上,故称“琅琊刻石”,也称秦碑,是秦朝统一全国文字的典范之作。
诸城市原博物馆副馆长任日新曾撰文指出,琅琊刻石共有两块:第一块为秦始皇颂德石刻,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第一次巡狩琅琊时所刻,全文有497字,文字之多,为全国之最。另一石刻为“二世诏书”,系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登基,于二世元年(前209),来琅琊在颂德石刻之旁刻诏书,世称“二世诏书”。
在任日新看来,琅琊刻石,历经沧桑,经过了两千余年的风风雨雨,颂德诗在北宋时已失。苏轼为官密州(诸城)时,曾记述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日出,乐而忘归,徙黔首三万家于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宋政和元年(1111),金石学家赵明诚,偕夫人李清照,曾回故里诸城,去琅琊台摩挲刻石,作了深入考证,他在其名著《金石录》中记述:“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诸城),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据此可见其保存梗概。
祖籍诸城的兰州大学教授张崇琛对琅琊刻石和琅琊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介绍说,琅琊刻石均为李斯用小篆所写,但需要更正的是,其实琅琊刻石不是两块,而是只有一块。先刻的是秦始皇的颂诗,后刻的是秦二世的诏书,颂诗和诏书刻在了一块石头上。但是秦始皇的颂诗已经看不见、没有了,只剩下了两个随从大臣的名字,秦二世的诏书可以看到。“刻石只有一块是没有问题的,我查了《史记》和好多文献比对,没有第二块。”张崇琛语气坚定地说。对于苏轼和赵明诚所述的“颂诗亡矣”,张崇琛则认为,“亡”不能理解为石头丢失或遗失,应该是刻石上的字看不清楚了。
张崇琛说,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琅琊石刻是在1959年被调往北京的,高129cm,宽67.5cm,厚37cm,一共是13行86字。目前诸城市博物馆保存有复制品。
琅琊刻石历经两千余年的沧桑之苦,多次濒临泯灭,幸得多方保护,才赖以保全。现在虽然残破不堪,文字也有些模糊,但它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却永存于世。
(本报记者 赵秋丽 本报特约记者 李志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