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疏解下的突围

核心提示   

    ■ 教育、医疗资源向京外发展，这是城市疏解的需要

    ■ 区域之间的协调往往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

    ■ 从“摊大饼”到“市郊化”，合理布局城市功能是关键

    7月7日，北京通州北苑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王晓晴有些马不停蹄。“过去半个月找房的买家明显增多，除了自住需求外，还有不少投资买家。”王晓晴说。中原地产数据显示，通州区商品房均价已从2011年的每平方米20102元涨至目前的22226元。

    忙碌，最近也成为徐宇工生活的关键词。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于2015年正式招生，校园建设一期工程已完工。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徐宇工手里往返威海的机票已有70多张。去年，山东威海新校区还是一片嘈杂的工地，今年秋季将变成一个拥有数百名学生的漂亮校园。

    随着北京的大疏解，变化才刚刚开始。

1.一般性产业退出：经济结构突出“高精尖”

    7月5日，一个普通的周末。

    18：40，北京南四环大红门路段已是水泄不通。从南六环外的野生动物园返回城区的马女士一家在车里已堵了40多分钟。“习惯了，这个路段每次必堵。”马女士说。大红门新发地每天流动人口近30万人，拥堵是这里的常态。

    然而，一切即将改变。随着新发地河北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的建成，大红门新发地批发市场将“减压”。高碑店物流园区距北京40公里，这个比北京新发地大800亩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将在10月份试营业。它能够保障北京在恶劣天气下15天的农副产品供应量。

    城市功能的疏解牵扯到每一个商户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疏解并非单纯的位移和搬迁，而是更加注重产业的错位发展。

    “未来，北京新发地定位在高端精品，而高碑店主要是普菜。”高碑店新发地市场副总经理魏树俭说。目前，130万平方米的高碑店新发地市场建筑面积已经封顶40万平方米。3510个签约商户中80％是北京的商户，相当一部分来自北京的新发地批发市场，“3000多家商户，1辆车五六个装卸工，采购商及其家人还有司机，北京新发地原有的商户将落户高碑店，预计将带动30万人口的疏解”。

    这种搬迁的思路也印证了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重点引导农副产品、基础原料等大宗商品的仓储物流功能外迁的同时，集中精力提高高端服务业比重，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生产性服务业对全市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作用明显。”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生产性服务业已然成为首都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占据首都经济半壁江山，总量及占比位居全国城市首位，成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主体——今年一季度，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777.5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58.2%，比去年年底提高6.3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信息、科技三个行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43.6%、14.5%和12.7%，合计超过70%。

2.教育医疗外拓：疏解带来利好

    目前，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北京部分高校在京外办学已开始行动——北京交通大学部分新生将在威海校区就读；中国农业大学将在烟台建设一所新的中外合作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计划在深圳建设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向北京以外发展，这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需要，也是缓解“大城市病”的需要。“每天上班，有几个地方必堵：一是儿童医院附近，二是学校附近，三是商场附近。”在北京金融街上班的徐思源说。而令他不解的是，在同一个地点聚集了两所大型儿童医院，“这一方面加剧了交通流量，另一方面反映了公共资源分布的失衡”。

    未来，疏解将加快脚步——本科教育有序迁出，老校区向研究生培养基地、研发新基地和重要智库转型；有条件的北京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将通过部分院系搬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方式向外疏解。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疏解将给北京周边带来利好。

    统计显示：2014年，河北人均GDP仅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人均财政收入分别只有北京、天津的1/6和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北京的55%和50%，分别为天津的77%和60%；城镇化率为49.3%，比北京、天津分别低了37个和34个百分点；人均财政支出分别只有北京、天津的30%和33%；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执业医师数分别约为北京的1/3和2/3；区域内没有一所“211工程”高等学校。

    相关专家表示，下一步，国家将推动在京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通过对口支援、办分院、整体搬迁等方式向京外发展，组建医疗联合体或医院集团，这都将有效疏解城区就医压力，同时缩小北京与周边地区公共服务的差距。

3.走内涵式发展新路：利益割舍要勇气

    3月20日，被称为“长安街上最后一根烟囱”的国华北京热电厂燃煤机组全部关停，国华1000多名职工与老厂房一起告别。国华北京热电厂承担的供电供热由东北燃气热电中心代替。

    这是一个缩影。据统计，2014年，北京市已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392家，搭建了30个产业疏解合作平台，推进产业转移疏解项目53个，拆除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场36个。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指出，特别是要结合人口调控目标，着力退出聚集人多的低端业态、同质业态，疏解清单包括“一批制造业”“一批城区批发市场”“一批教育院校”“一批医疗卫生单位”“一批行政事业单位”。

    利益的割舍需要勇气。以往也有一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出台，成效不佳主要在于制度性障碍难以破除，资源分配不均难题未能破解。肖金成指出，结合政府简政放权、破解机构臃肿问题，可以把那些与首都核心行政职能关系不紧密的机构、企事业单位迁移出北京或者迁移到“副中心”，“对于具有行政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单位，主要依靠规划引导和综合手段进行疏解，对具有经营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市场手段进行疏解”。

    据统计，1953年，北京常住人口为276万，1999年为1257万，增加近1千万人口用了46年。而从2000年到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增加了857万，年均增长超过60万。201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14.8万，远远超出原来规划的2020年控制在1800万左右的目标，其中城六区已超过1276万人。

    2014年末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超过559万辆，工作日早、晚高峰路网平均时速低于28公里，人均通勤时间居全国首位。交通拥堵，房价高涨，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大气污染加剧……

    目前，北京城镇化率已超过86%。如果与美国的城镇化进程比较，不难发现北京困惑的根源——美国内战后，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镇化进入鼎盛时期。1790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1%，到1920年跃增至51.2%。城市大规模兴起，社会变迁过速，城市问题层出不穷。城市拥堵、环境污染、种族隔离、犯罪猖獗等问题突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城市危机”，拥挤不堪的状况使得城市居民的注意力集中到郊区。自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放慢，乡村人口主要流向中小城镇，甚至出现大城市人口向郊区小城镇迁移的“郊区化”趋势。194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6.5%，1960年上升到63.1%，而1990年则降为61.6%。居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1950年为35%，1960年为33.4%，1990年降至29%。

    从“城市化”到“逆城市化”，从“摊大饼”到“市郊化”——尽管有国情的不同，但美国城镇化的轨迹给快速城镇化的中国以启示。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认为，下一步，城市郊区化发展可能带来新的城市问题，如何合理布局城市功能、配套产业发展是关键。要通过有序疏解，降低北京市特别是城六区的人口密度，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真正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

    (本报记者 冯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