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要建立智库,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也需要智库,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如何建立起真正的中国教育智库,并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新型”,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智库,尤其是世界200强智库,似乎没有一个教育智库,但并不影响这些智库作教育研究和发布教育报告。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首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教育智库?难道教育改革和发展不需要教育智库?其次,既然西方的教育报告大多数出自综合性智库,为什么迄今为止,在我国的429家智库中,我们很难看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教育报告?我国欲打造新型教育智库,并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究竟是模仿西方智库的建设范式,还是走自己教育智库的建设道路?显然,西方经验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因此,建立教育智库需要思考与综合性智库的区别,尤其要考虑教育智库的特殊性;第二,之所以高水平的教育报告出自综合性智库,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教育报告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而非“单纯”的教育研究成果;第三,我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如果要想担当起教育智库的责任,需要重新思考已有的研究范式。
西方为什么没有独立的教育智库?教育活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学校是承载教育活动的主体,但教育活动的实现是在整个社会中完成的。每个参与教育的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又很难获得所有人的认同。尤其是教育研究已经从学校的内部活动拓展到学校外部各个领域,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机构开始发生分化,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都开始与教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成了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今天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特许学校”,高等教育阶段的“盈利性与非盈利性大学”之分,教育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和高考问题等,都已经超越了原有的教育概念和范式。因此,综合性智库研究教育问题,显然在告诉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主要是一个综合性话题,非教育智库承担教育研究也就成为可能。
教育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今天的教育智库需要跨学科。纵览我国已经面世的各种教育报告,几乎都出自教育学者,“教育学”的色彩十分浓厚,较少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学者参加。因此,如何让我国的教育研究走出“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是构建教育智库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