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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06日 星期一

    艺坛杂议

    什么才是“中国声音”

    作者:赵慧琴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06日 14版)

        什么是“中国声音”?什么样的声音最能代表“中国声音”?所谓“中国声音”应该是最能代表我们专业水准与艺术特色的那一部分“声音”,它既连通着中国悠久的音乐历史传统和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传统,又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与精神面貌,同时还具有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其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态、风格和意义,一定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使人一听就能联想到中国和中国人。

        依照以上标准,目前国内人气颇高的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并不能代表“中国声音”。比赛性质的演出必然有对成绩要求,这自然会导致选手炫技,所以我们看到节目中选手们努力地比音量、比高音、比爆发力、比“转音”的熟练,而真正与中国历史、民间音乐传统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在其中并不占主体。在谈到流行音乐的话题时,人们常提到一个词:现场性。现场性在对歌手提出严格要求的同时,也对听众的耳朵提出了挑战,即能否在觉得好听的同时还注意到了作品的耐听性。在现场,人的感性认识总是先于理性认识,哪怕专业的评审嘉宾,也极容易受现场情绪的感染“跟着感觉走”,而人的“第一感”常常是带有欺骗性的。流行音乐圈还有一个常用词:实力派,可我们常常将其等同于技术、技巧,谁音量最大,谁能喊高音谁就是实力派。而综合运用各种技巧为作品的风格、情感表达服务的“软实力”,却并不为人们所看重,这就造成了大多数的音乐演出是对感官的轮番轰炸。

        必须承认,《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确实在普通民众中引起了极大轰动,而这才更需要我们有所警觉。由于媒介对于文化具有建构力,当刻意制造的某种“声音”强势地被植入日常生活,往往造成人们生活方式乃至心理结构的改变,所以社会主流媒体更应充分考虑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风行的各种所谓“好声音”,说到底还是属于娱乐文化一类,其实质是文化工业的需要。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童年的消失》中曾对这种娱乐文化表示过担忧,他认为电视传媒的娱乐本性使得非娱乐性的信息不得不在“声像”上包装自己,最终导致传输信息在内涵上的缩水。关于文化工业,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霍尔海默等人对其危害性也有过论述:文化工业的直接结果是生产的模式化,进而造成主体(大众)精神的模式化。一些媒体预设话题、左右舆情,人们聚在虚假的文化景观下狂欢,实际涉嫌对大众精神生活的绑架。有人可能以为这些媒体并未干涉到人们的选择自由,可是在大众文化领域,生产决定着消费,所谓“选择自由”,必须建立在生产环节提供了充足选项的基础之上。像国内短时间群起模仿《中国好声音》,到处皆是导师们的转椅,不正是文化工业的同质化、模式化么?表面上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因生产方只提供了类型化的文化产品,所以实际上人们是进入到了一种受限制性的选择空间。

        本来,一档电视音乐栏目在策划、营销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必非要牵强上升到“国际化”的层面。甚至,“国际化”也不应是中国流行音乐当前发展的第一要务。那么,什么是当前中国流行音乐文化的第一要务?流行音乐应该接地气,不应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流行音乐应该记录和书写人民的伟大实践,应该脱离低级趣味,进而引领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中国声音”应该反映时代的诉求,反映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唯有这样才能发出这个时代最强烈的“中国声音”。

        (作者为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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