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有制度优势

    直到今天，一谈起儒学，很多人还是把它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画等号，认为它是完全彻底地为封建社会服务的。于是，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便被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了。以这样的心态与观念，去面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就难免会心存疑虑，底气不足；就难以正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讲话精神，并在工作中自觉贯彻认真落实。

    看来，我们有必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关系，专门作一个梳理。为此，本刊约请了三位学者分别撰文分析。李存山学者考辨了从尧舜禅让到三代“世及以为礼”，再到秦汉以来的君主集权“立制”的历史，指出历代儒家均主张在“正德”的统率下解决“立制”问题，而在君主集权制度下，“正德”始终未能获得充分落实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始终受到“制度性”的限制与束缚。李翔海学者在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与儒士群体之间存在着张力结构的同时，把这种紧张关系深刻地归结为儒家之道与封建帝王之间对社会理想的“终极关怀”的不同，也就是“公天下”和“家天下”的不同。陈卫平学者则对“独尊儒术”这一传统社会的“顶层设计”之得与失，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分析。指出独尊儒术导致儒学依附君主专制，遮蔽、消解了原本存在于其中的某些优良传统。概而言之，三位学者的论述殊路而同归，指向同一个结论：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际地存在着制度障碍。从整个古代“家天下”的历史来看，这种制度性的缺陷总是有一个由隐而显、由局部而全局的发展进程，最终总是会导致统治者背离世代真儒所坚持倡导的终极社会理想，总是会导致“一姓”之皇权背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价值观，而最终走到“万姓”的对立面。与此相关的进一步结论就是：较之古代，“万姓”社会，也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是有制度优势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优势讲清楚，并在实践中把这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