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英国学者的中国情

    1991年4月，应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的邀请，我到英国图书馆从事半年的敦煌遗书编目工作。从那时起，我本人，或携内子，或组织工作团队先后七次赴英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每次都得到吴芳思无微不至的关照。她不仅在工作上为我们大开绿灯，在生活上也处处为我们着想。由于她及英国图书馆其他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于2009年完成了英国图书馆藏汉文敦煌遗书的著录。有关情况，将来会在《寻访敦煌遗书》一书中再作介绍。

    作为英国图书馆中国组的负责人，吴芳思每年都要接待很多中国学者。据我所知，她对所有来访的中国学者都满腔热情地接待，尽力满足不同人的各种要求，尽力帮助中国学者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主动提供各种方便，以便让来访的中国学者尽量多的得到一些收获。坦率地说，她为中国学者所做的事情，不少已经超出她工作职责的范围。所以，即使在英国图书馆，也有人对她的行为不太理解。因为在一些一板一眼的英国人看来，只要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尽到自己的职责，就已经足够了。但吴芳思却几十年如一日热情为中国学者服务，直到退休。这或者就出于她在《留学北京》一书结尾所说的“我觉得自己依然与中国难以割舍”的感情吧。就我而言，回顾从1991年到2009年将近二十年的英藏敦煌遗书编目，如果没有吴芳思的全力支持，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也不可能完成。因而对她满怀感激之情。

    每次赴英，她都会请我们到她家做客。虽然平时在图书馆几乎天天见面，但她忙我也忙，见面或者谈工作，或者只是打个招呼而已。而到她家做客时，则海阔天空，信马由缰地闲聊。1975年9月到1976年8月，吴芳思曾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及北京大学留学，所以闲聊时也会谈起当时的一些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2000年，吴芳思将她的留学经历写成《留学北京》，在英国出版。我知道此事后，就萌生将该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

    吴芳思1975年9月到北京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末期。她经历了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文革”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经历了1976年清明悼念周恩来活动等一系列事件，亲历了康生、周恩来、朱德的吊唁活动，参加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参加了学工、学农等“开门办学”的活动，1976年8月她离开中国前，发生了唐山地震；回国不久，即当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那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狂热与荒诞交织，暗流与觉醒涌动，孕育着即将发生的转折与巨变。《留学北京》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用细腻、鲜活的笔触，生动记录了中国那一段独特的历史；以真实、具体的人物及事件，再现了特定年代中不同地域的社会与文化差异。我在阅读该书的中文初译稿时，经常被作者的叙述引领到当年，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故事；也常常禁不住为其中幽默、风趣的叙述而破颜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