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美术作品着重发扬汉代线条的流畅传神,一条线连贯出对象的两个甚至更多的部位结构。如嘉峪关魏晋墓室砖画《射猎图》《牧马图》中马、猎物等奔跑状态,简洁的线可以描绘头、颈、背、尾等多个部位,其间用微妙的缓转交待各部位结构的衔接关系,以线的气韵连贯来烘托动物奔跑时形体的流畅。
线的运用后被东晋顾恺之发挥到极致。如宋摹本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这样的宽袍博带却没有遮掩人物的身形,每一条线都交代了人物的体态结构——从衣领起始的那一笔,一根线就表现清楚了人物颈、肩、臂、肘的动势。从大轮廓到局部细节,画家用了大量粗细均匀、笔力挺拔的长线条。这样的线条用得太多的话,很容易形成平均、呆板的不良视觉效果。为了破解线条本身的刀刻感,画家将所有的转角都处理成圆的——这样,不仅表现了衣服的飘逸如风过,还衬托了女子体态柔缦的娇娆。在生活中,绢、麻等硬质衣材出不来这样的弧度;丝绸等柔软的材质垂贴柔顺,达不到画中的圆挺饱满。画家用夸张的艺术手法,用绵长连贯、看似无始无终的线条营造出超凡脱俗的灵动。大部分的线都顺势而行,中间没有特别的变化,这样就在绵密中避免了杂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根线条在中途有小小的变化,就是这小小的变化却起到了关键作用:后裾边缘两条线的小波折让人感受到风动;底部前后夸张的弧度和三条不平直的底线使人物步履如云移。就这两处细节,不仅给静态的画面增添了灵动,也使凡人有了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