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思考记录时代

筹划出版“东北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报社决定出版东北版，这是中央纸质媒体尝试改革的创新之举，比人民日报开设华东版还要早。为了办好东北版，时任副总编辑王晨和记者部副主任郑天禄几次率领东北记者从省会城市到多个中小城镇搞调研，重点是了解东北地区改革开放进程、地域特点和风土人情等，为确定东北版出版方案和选题计划作准备。

    那个年代的东北，是新与旧碰撞、传统与现代冲突比较典型的地区，也是出新闻、出典型、有故事的地方。这大概也是编辑部把出版地方版首选在东北的一个原因。那会儿，东北不时有热点新闻或者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消息曝出，轰动一时的长白山天池发现“怪兽”即是其一。说起“天池怪兽”，还与本报有关。此事发端于1980年8月22日，吉林站记者武凤仪陪报社教育部记者李牧生赴延边采访后登长白山天池。他们登顶后，突然发现天池平静的水面上出现一个盆大的黑点，形似头部，拖着梭状形体游动，后面掀起层层水波。当时在场的还有北京作家雷加等人。这一发现，人们奔走相告，成为爆炸性新闻。关于“天池怪兽”，吉林省的地方志曾有过记载。李牧生回京后，把天池所见写了一篇《情况反映》。接着，本报和新华社同时作了公开报道。此后，地方不少媒体几乎每年夏季都要对此炒作一番，有的报道把它与尼斯湖“水怪”、神农架“野人”并称。

    1985年8月16日，我去延边采访后登上天池。那天，我虽然没看见“怪兽”，却听游客说，他们昨天看到了，并且详细地给我描述一番。回来后，我以此为由头写了一篇报道《天池怪兽之谜》，刊于《光明日报》1985年11月2日二版头题。此稿反响很大，国内有20多家报刊转载。这篇报道从分析天池水温、水质、食物链以及天池对岸的邻邦朝鲜派科研人员下水考察等事实，基本否定了“天池怪兽”的存在，为越炒越热的“天池怪兽”降了温。其实，有人看到的天池水面上的黑点，很可能是黑熊、水獭之类的野兽下水嬉戏所致。

    当时，王晨与东北记者研究如何办好东北版时，曾以“天池怪兽”为例进行分析认为，这一类稿子，适合在东北版上刊登，但关键是从哪个角度去写。另外，这种介乎于悬疑新闻与科普、社会新闻之间的报道，虽有趣味性、可读性，但要把握好，即在新闻真实性原则与利益驱使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

    东北版的创办，使三省记者互动的机会更多了。平时不仅电话联系，互通情况，还经常举行小型聚会，异地采访。三省已经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团队。1983年10月下旬，我因事没能参加在京召开的地方记者会。黑龙江站的王恩荣开完会后，特意中途在长春下车给我传达会议精神并介绍报社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的变化。他说，报纸发行已达180多万份，好多地方《光明日报》是一报难求，邮局不得不限量订阅。那天，当他乘晚车回到哈尔滨时，已是夜半时分，此事让我好生感动。

    王恩荣是1978年恢复建站后第一个因病去世的记者。得知这个消息，我们都很悲痛。在京开会时，我和苗家生还曾埋怨汪大勇，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都曾到恩荣家去过，知道他虽是离休干部，但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主要是子女多，老伴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借开记者会的机会，大勇、家生还有东北的几个记者商量做出一个决定，即在地方记者中为已故的恩荣搞一次募捐，也是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记者响应，很快大家就为恩荣捐了4600元钱。这也是在本报地方记者中第一次搞这样的活动。

男声小合唱“小草”

    那个年代，物质生活与现在无法相比。比如，出去采访主要靠自行车、公交车或者步行，每月填报财务报销单时，四分钱的汽车票根密密麻麻地贴满一两张白纸；往报社发稿用平信邮寄，急稿才用电话或电报，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使用传真机，并相继配备了汽车。那时开记者会，都是在报社七楼招待所或外面普通旅馆，时常几个人住一个房间，还睡过地铺。尽管物质生活差一些，但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却很活跃。特别是每逢年末或年初开记者会时，都要搞一次联欢活动。

    那时的这类活动，都是由记者部庄建和吴力田几位女同志操办，从安排节目、布置会场到购买水果茶点等等。有一次联欢，我和家生、大勇三人挨着坐在沙发上边唠嗑边看节目。联欢进行中，不知谁喊了一声：“请东北三省记者表演一个节目！”这一喊不要紧，弄得我们三人都很紧张，事先也没有安排我们表演节目啊。我们想推辞，可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们推到了台上。演什么呢，我们互相看了一下，都没有主意。这工夫，我说：“咱们唱一支歌吧。”唱什么呢？因为我在家时常用电子琴弹奏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草》，于是我说，咱们唱一支《小草》吧。他们俩点点头。曲子定下来后，我让家生站在中间，他忙说，不，老大哥在中间。就这样，我们按照荧屏上的字幕和音乐旋律，顺利地把这首歌唱完了。当唱到“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时，我们的歌声特别激越、高亢，仿佛把东北哥们儿之间的友情全都倾注到歌词里了。联欢结束时，主持人宣布：东北记者的男声小合唱《小草》，获得本次联欢会一等奖。有意思的是，奖品是每人一只制作精美的垃圾桶。

    东北有句民谚：“人心齐，土变金。”媒体驻外记者，远离编辑部，多为独立作战，人手少，容易出现站内不团结或站与站之间有误解、隔阂，这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团结有力量，和谐出效益。这一点，在我们三省记者当年的交往中，我深有体会。

    一次，我参加异地采访到沈阳。见到苗家生时，他说，辽宁从今年开始评选宣传辽宁好新闻。我说，这事挺好，地方和媒体都受益，我们省没有搞。当我要回吉林时，家生主动把评选宣传辽宁好新闻活动的文件复印件送给我。回到长春后，我把辽宁的文件送给省委宣传部领导，省委负责同志当天就把此事批办了。吉林省开展评选宣传吉林好新闻活动，即是从那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记得当时省委宣传部领导说，感谢光明日报记者站给我们提供的这一信息。听到这话，我心想，应该感谢的是苗家生。其实，家生为大家做的好事又何止于此？我很了解这位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长期在东北工作的上海人的为人，他是把自己当成一颗棋子，只要能把这盘棋走好，他做什么都不遗余力。

    20世纪80年代初，新华社副社长刘敬之被派到吉林担任主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敬之“文革”前在东北局工作，孙钧是他的部下，他们关系非常好。孙钧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为人正直、本分，十分敬业。敬之到任前，孙钧已把本报吉林站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介绍，所以敬之到吉林后，见到我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他常说，有空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曾多次到他办公室聊天，常常问我下面又有什么新闻了，孙钧怎么样了，老杜在抓什么（时任本报总编辑杜导正曾在新华社工作过）。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扶余县三中教师何勇被打的报道，他看到报纸后，非常重视，当即批示：请教育厅派人前去调查，严肃处理。后面又加了一句，也可征求肖玉华同志意见，请他也参加。

    特别是在1982年下半年宣传蒋筑英时，敬之积极配合本报。吉林是全国各省市区中率先做出向蒋筑英同志学习决定的省份。他还亲自撰写学习蒋筑英的文章，支持省博物馆和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赴北京、天津等地举办蒋筑英事迹展览，推动全国学习蒋筑英活动的开展。现在看来，记者站那一时期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与敬之的关心、支持有直接关系，也与记者站之间的相互协作分不开。

    我如实地把这些零零散散的记忆整理出来，目的是让以后的年轻人知道，20世纪，在白山黑水之间，在广袤的松辽大地上，曾有这样一支“东北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尽管很平常，记录的却是一段历史，可以从一个侧面倾听到我们这张报纸前行的足音。

    （作者为本报吉林记者站原站长、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