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如何才能破题

    对于要不要城镇化，学界已经有了共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此也有明确的表述：“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对于城镇化的具体实现路径，却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尤其是在城镇化一些最关键和不可或缺的环节上，甚至很多主张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这些争议和难点不能得到合理解答，中国城镇化就很难产生实质性的突破。赵俊超的《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集中围绕中国城镇化的争议和难点进行研究，探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能使社会各方接受、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中国城镇化道路，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启发。

    过去人们对城镇化的理解比较肤浅，一些城镇政府甚至将其混同为征地拆迁、扩建新区、广造房子，后来人们意识到，人的城镇化才是城镇化的本质和核心。然而，城好造，人难进，虽然这是正确的方向，但要想真正实现却并不容易。

    我国城镇化与国外具有不同的起点——严格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在农民工进来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稳定、封闭的城镇居民群体，农民工高达2.7亿，要让这么多人进来，原有的城镇居民干不干？现实情况是，随着我国一些东部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空气质量下降等问题的出现，城镇居民对城市扩张空间、环境承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普遍担心，一些城镇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进入变得异常敏感甚至排斥。由于东部大中城市难以进入，很多人转而希望农民工返乡，在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然而，这些城镇普遍产业支撑力不足、难以产生足够的就业岗位，农民工在那里根本难以立足，遑论城镇化。2.7亿农民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由于找不到现实的出路，很多人对农民工市民化这个正确的方向开始动摇起来，甚至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

    还有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似乎更难，如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问题。农民工在家乡都有住房，而且相当宽敞，然而说这些都没有用，因为农民工没法把家乡的房子背到城里来。农民工城镇住房问题该如何解决？农民工群体又这么大，希望采用保障房的方式由政府全部包下来不现实。从长远来看，农民工在城镇购买商品住房是必然的方向，然而，从我国城镇住房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有的房价显著超出农民工的购买能力，农民工在城镇买房仍属天方夜谭。不考虑农民工城镇住房的城镇化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农民工的城镇住房在现实中又很难看到解决的希望，因此就形成了现有的僵局，很难破解。

    要想实现中国城镇化的突围，必须对相关争议和难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设计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切合我国实际情况、使各方都能够接受和获益的城镇化实施方案。《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在该书作者赵俊超看来，半城镇化的模式在长期来看难以为继，应当通过政策的调整、制度的完善、资源的重新安排，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由于赵俊超曾在沿海发达城镇挂职，此后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长期和大量的访谈、调查，具有全方位的视角和更深刻的体会，他的思考可谓具有独到的价值，也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

    比如对农民工进城行为的判断。中国农村户籍人口8.9亿，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蓄水池，大家总是担心，一旦打开封闭近60年的闸门，可能会有大量人口喷涌进入城镇，对城镇造成强烈的冲击。然而，赵俊超在大量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城镇户籍，农民工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趋之若鹜，在放开城镇户籍之后，遇到的问题将不是农民工的蜂拥而入，而是进城动力的普遍不足。中国农民进城动机基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这和拉美农民基于生存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存在人口无序涌入和形成贫民窟的可能。而且，由于长期的历史惯性、过度的自我保护意识等，农民工普遍不愿意在城镇落户，只有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切实的改善，才有可能重新激发起他们的城镇梦想和奋斗精神。如果不给他们甜头或者给的力度不够，即便打开城镇大门，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不愿意进来。

    比如城镇公共服务的成本。户籍只是一张纸，背后是城镇的公共服务，要想使农民工成为城里人，必须相应扩展城镇的公共服务资源。然而，需要扩展哪些公共服务，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大体需要多少钱，又如何分担呢？赵俊超认为，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扩充都要花钱，需要花钱的公共服务也不一定是要花很多钱。农民工在城镇的很多公共服务实际上已经通过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到了，比如交通，他们实际已经在乘坐城镇的交通设施通勤往来，即便让他入了户籍，他也不会额外多坐几趟。赵俊超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认为最需要花钱的公共服务项目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在农民工大量流入的地区，城镇财政无力单独承担，需要中央、省级和城镇进行合理分担。

    再如打开城镇大门该从什么地方切入。赵俊超认为，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镇绝非易事，必须选择最有利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不是特大城市，因为阻力太大，也不是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因为不符合客观规律。这个切入点应当是哪里呢？他认为是东部沿海城市群中的工业城镇，包括地级市、县级市和部分经济强镇。他的理由有四个：第一，这些城镇产业基础良好，具有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迫切需要一支稳定的熟练工人队伍，沿海个别城镇已经在自发开展农民工落户的实践；第二，这些城镇的资源状况相对比较充裕，尚未遭遇资源、交通等瓶颈，仍处于规模经济正区间；第三，这些城镇脱胎于农村不久，还没有形成特大城市居民的优越感，市场意识和平等意识普遍较强，对外来人口的接纳能力较强；第四，这些城镇的农民工多从事制造业，就业长期稳定，平均年龄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内在的定居需求。这和西部以建筑业为主的不稳定就业是不一样的。因此，赵俊超提出应当以东部沿海城镇作为切入点，并由此带动全局。经过这样的分析，其结论自然更易令人信服。

    《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将住房土地问题视作我国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给予大量篇幅进行浓墨重彩的论述。住房土地是我国长期社会发展和短期经济增长问题的交汇点，从长期来看，要想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他们在城镇的住房问题就必须获得有效解决；从短期来看，农民工购房可以释放长期压抑的存量需求，成为宏观经济的“启动器”。住房土地也是社会公平和经济规律的交汇点，一方面，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中低收入群体能拥有体面的居住条件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解决住房土地问题可以使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获得更优配置，发挥更高的效率。同时，住房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最难的，也是最易的。说它难，是因为它的财富价值大、利益纠葛复杂；说它易，是因为只要理顺了关系，它将具有最强的内生动力。书中围绕我国住房土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思考，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甚至还进行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机制设计。

    《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为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国家治理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实和前途的人认真倾听，并将引发人们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