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中国革命“制胜基因”的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最独特、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实力由弱小变强大、战略由被动转为主动、地位由从属变为主导三个重要转变。“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本文全部引述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促使井冈山、长征、延安时期党所具有的信念、勇敢、反省、图存的共性，逐一升华为自信、果敢、自省、图强的特性，彰显出中国革命的“制胜基因”，构成了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西柏坡精神。

    从“信念”到“自信”。从井冈山时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延安时期的《论持久战》，均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由于当时党处于从幼年到初步成熟阶段，综合实力较弱，尚未形成鲜明的自信品质。直到西柏坡时期，党的实力显著增强，“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信念才逐步升华为自信：“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第一次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口号标志着党结束了自成立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长期以来寄人篱下的地位，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主体，“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自信”成为党的鲜明标志。不断的胜利使党成为历史的主导，推进战略反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结束三大战役，凝铸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定自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从“勇敢”到“果敢”。井冈山时期直至解放战争初期，面对强大的敌人，党彰显了不怕艰难困苦、不畏流血牺牲的顽强与勇敢。到了西柏坡时期，党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在进攻态势下和主动进取中勇敢升华为果敢：在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后，党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抓住战机，及时组织战略决战；面对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党中央及时决断，明确指出必须全部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至此，果敢的革命精神已全面展现。

    从“反省”到“自省”。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血的教训让党反省，走上了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惨痛失败让党反省，实现了遵义会议的转折；延安时期开展了“整风运动”，既是对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教训的反省。直至西柏坡时期，反省才升华为自省：党承担了与以往革命高潮不同的历史责任，单独领导了新的革命高潮，要求党更加注重自身建设，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自省品质。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开展了整党运动。如果说整风运动是基于过去错误的彻底反省，那么整党运动则是在面向未来、走向胜利的情况下党清醒冷静的自我省察和自我教育；这种自省品质也体现在人民解放军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体现在战略反攻情况下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面对党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居安思危，及时敲响了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将自省铭刻在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脑海里。

    从“图存”到“图强”。在井冈山、长征、延安时期，面对白色恐怖，尽管胸怀远大理想，但党要优先考虑生存问题。直至西柏坡时期，党逐步摆脱了险境，由图存逐步转向图强：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后，党提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辽沈战役胜利后，党未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向着夺取全国胜利的目标乘势而上；三大战役胜利后，及时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彰显了党不安于现状、奋发图强的精神；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将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转换，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高瞻远瞩，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继而提出了“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的建设目标，图强的革命精神鲜明呈现在世人面前。

    自信、果敢、自省、图强这些革命精神源于井冈山、长征、延安时期的必胜信念、顽强勇敢、反思反省、救亡图存。到了西柏坡时期，在经历了长期革命的磨砺、成长、积蓄后，党对自己力量有了充分自信，果敢地发动战略反攻，在“两个敢于”“两个善于”的伟大实践中铸就自信、果敢、自省、图强的西柏坡精神。在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在全国解放前夕，警惕党内的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之风滋长，彰显出党自省自励、高瞻远瞩、继往开来的优秀品质，在“两个坚持”“两个务必”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自信、果敢、自省、图强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自信是基础，果敢是表现，自省是保障，图强是内在动力和价值追求，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伟大胜利。西柏坡精神，是党自身优秀品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彰显，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制胜基因”之一。当前，我们经过新中国建立初的探索、“文革”时期的曲折、改革开放30多年的具体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日臻完善成熟。作为中国革命“制胜基因”之一的西柏坡精神展现出的真理品性和当代价值，必将对新时期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西柏坡文化研究中心；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HB11MK00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