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增速何以高就业

    中国的经济现象似乎不能套用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50多年前，菲利普斯曲线折射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然而，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却失灵了——5月CPI同比上涨1.2%，连续4个月处于“1时代”，而就业仍持续保持较高增长，我国城镇居民的失业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0.25个百分点，低通胀与低失业并存，成为中国特有的风景。

    再看经济增速与就业的关系。通常，高增长带动高就业。但在中国，却在经济持续放缓中实现了就业的稳步增长。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不仅超额完成了2014年初确定的全年新增就业1000万人的目标，还创出新世纪以来的最高值。今年以来，好趋势依然延续。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今年前四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已达445万人，快于目标进度。部分城市的就业增长较为可观，1—5月，海口市城镇新增就业27483人，完成全年任务的50%，同比增长27%；截至5月底，江苏省宿迁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02万人，同比涨幅高达32%。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就业逆市增长的亮点引人关注。西方经济学模型的建立，有赖于严格的假设条件，在假设条件变化情况下，失灵不可避免。但这还不足以解答中国就业增长的秘密。一直以来，就业是底线，是制定宏观经济目标需要系统考虑的重要因素。相较于过去两位数以上的超高速增长，7%左右的增速相对较低，但在世界范围看，这依然是非常高的增速；同时从现有经济体量来看，每增长一个点所包涵的内容已大不一样。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速虽有所降低，但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就业含金量”已大于10年前。

    此外，随着服务业比重上升、小微企业增多，一定程度提高了就业弹性，经济结构的变化成为就业数据飘红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中国就业弹性（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也在增加。通常，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第二产业。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46.9%提高到48.2%。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再次提升到51.6%，北京、广州服务业占比分别达到58.2%和66.6%，服务业增速远远超过制造业。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当之无愧地成为支撑经济的“半壁江山”。由此，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能够保持比较充分的就业，也体现了结构调整带来的利好。

    如果经济转型、服务业比重加大是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企业注册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业生态。多年来，相关部门和媒体呼吁要“以创业带动就业”。今天，这种扩大就业的理念终于有了最适合的环境土壤。如今，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倾向于选择创业。据杭州师范大学的调查显示，有高达97.6%的大学生支持和认可网络创业。这种创业生态的形成离不开各项改革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进释放了市场活力；政府简政放权，激发了社会创造力。刚刚过去的5月，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5万户。第三产业的新注册企业占新登记企业总数的79.9%。这种局面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预期，也是我们期盼多年却久未实现的结果。

    从数量与质量的辩证法观察，还有另一种思考维度——数量增长是显性的，而质量提高是隐性的。如果说稳定就业数量是发展的底线，那么，就业质量与内涵的进步则关乎发展战略的未来。创客的“创”字，被赋予了“创业”和“创新”双重含义。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群更富活力、创新力和思想力的创客，他们所代表的“创意制造”正成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推动力。当把视野置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就业增长的潜力与巨大空间。

    从长远看，在经济提质增效的同时，更应深化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所带来的是就业弹性系数的降低，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提高就业弹性系数。据测算，每一单位固定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劳动密集型的轻纺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的2.5倍。因此，应综合考虑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提高产业科技含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多地运用辩证思维看待调结构与扩就业，从而在速度放缓时实现更充分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