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把思想、理论是非扭过来”

    我和杨西光同志是在中央党校相识的。1977年3月，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同志任校长，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当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第一期开学典礼。杨西光同志作为上海地区的省部级领导，参加了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我当时在上海市“五七”干校，作为上海地区选派的理论班学员，参加了中央党校三部的学习。当时中央党校袭用了原来的组织机制，所谓一部，就是省部级干部班，二部是厅局级干部班，三部是理论干部班。因为杨西光和我都是上海地区学员，所以就相互见面相识，后来慢慢熟悉了。我们一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参加了开学典礼，还拍了一张千余人的开学典礼集体照，照片约有一米长，照片上的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如今已故，我至今珍藏着。

    杨西光同志那年已经62岁，我知道他经历十分丰富，从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的岗位上调入上海，到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文革”前一年出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可谓资历很老的省部级领导。而我才30岁。他十分亲和，没有架子，经常把我和理论班的另外两名上海学员叫去，到他的房间里，倒杯茶聊天。一部学员的房间比我们三部学员的房间大一些，但他的房间看上去仍然很挤，桌上、床上全是书，除了中央党校的大字本教材外，他自己还备了很多很厚的书，有的是工具书。他关心的话题很多，谈得最多的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的一些文章，我发现，他对每篇《理论动态》文章都非常认真地研读过。有时他会很自豪地说起文章中某个观点他与胡耀邦同志还曾讨论过，胡耀邦同志吸纳了他的意见。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杨西光同志虽然在“文革”十年中受到迫害，但思想依然十分敏锐清醒。他非常愿意倾听我们年轻人的意见，并且会不时地插话、提问。“文革”十年，很多思想理论问题被“四人帮”颠倒了，搞乱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即使明白人也慑于“文革”阴影常心有余悸，不敢阐明。胡耀邦同志为了使学员在学习讨论中解放思想，消除顾虑，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这“不装袋子”也是胡耀邦同志的发明，学员不必担心因言招祸，被装进学员档案袋。

    杨西光同志对一些思想理论问题很感兴趣，常常问我们怎么看。甚至还会问到，其他省市的学员怎么看。他说，其他省市与上海情况不一样，所以想法也会不同，了解了各省市学员的不同想法，这有助于了解国情。我至今还记得，他问我们，“四人帮”形“左”实右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要我们罗列一下。我们几个上海学员当时没有准备，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了几条，他要我回去准备一下，把三部理论班学员的讨论情况汇总后送他一份。我回去后很认真地归纳了各种观点，整理好一份材料，晚饭后又匆匆送到他房间里，他很高兴。

    1977年2月7日，当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此文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出台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在党内公开批评它不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郑重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当时的中央党校，可谓是中国拨乱反正的前沿。胡耀邦同志时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他思想解放，一身正气，在学校里威信很高。我有幸聆听过他多次讲话。他的报告形象生动，讲到精彩处还在台上来回走动，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辅以身体语言。我印象十分深刻地记得，他说，马克思坐过飞机吗？恩格斯看过电视吗？列宁、斯大林穿过“的确良”吗？他边讲边用手指捏了捏自己穿的短袖“的确良”衬衫。中心意思就是一条，时代变化了，不能照搬条条，搞“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创刊于1977年7月15日，5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定稿。创刊初期，《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好文章，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是最先的读者，也是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最先受益者。杨西光同志后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有大无畏的政治勇气，组织修改和决策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他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杨西光同志是1978年3月被任命《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那时他在中央党校的学业尚未结束。他虽然身体很弱，但精神振奋，在报社和中央党校穿梭往来，工作学习两头兼顾，十分繁忙。4月30日，一部学员正式结业，他赶来参加了结业典礼。我怕日后会面机会更少，会前特意赶到他座位前与他握手问候，他高兴地问了我们理论班的学习情况。我告诉他：“我们要到年底结业，今天是列席一部的结业典礼。”

    在这次结业典礼上，胡耀邦同志作了非常生动的主题报告，我翻出了尘压发黄的当年的笔记本，虽已时隔37年，至今读来仍觉得十分亲切、动情。胡耀邦同志对结业后即将奔赴工作岗位的600多位一部、二部学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回到工作岗位后，一定要用一切方法，千方百计，把思想、理论、路线、作风是非扭过来，扭这个是非是个大问题，今年下半年，明年一年，就是扭这个是非！”

    11天后，《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振聋发聩（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会理解当年的感受），《光明日报》也因此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何东平总编辑在纪念杨西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所说：“这是《光明日报》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杨西光同志一生中最大的亮点。”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的历史产物，是落实胡耀邦同志“一定要把思想、理论是非扭过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杨西光同志在中央党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学习成果。回忆这段历史，既寄托了对杨西光同志的崇敬和怀念，也希望能对《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诞生背景作一个侧面补充。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本文同日在《解放日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