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诸子治国理念

编者按

    近年来，本刊对新子学给予了持续性的关注，形成了一个渐进的学术系列。2012年10月22日，本报刊发了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该文正式提出建构“新子学”。2013年9月，又刊发了方勇教授的《再论“新子学”》。该文对“子学精神”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是“新子学”在理论上的推进。“新子学”理念引发了学术界持续关注，不同领域的学者就此议题展开多次热烈讨论。本刊先后以《新子学大观》和《新子学：几种可能的路向》为题刊发新子学研究综述。本期综述的，是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新子学”学术研讨会。欢迎关注。

    阳春时节，万象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2015年4月17日至1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中国诸子学会主办的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20余名诸子学专家学者齐聚申城，围绕“新子学”理念，就诸子国家治理思想展开深入探讨，并对其现代价值做出正面阐述。

“新子学”范式的深度拓展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陈鼓应先生在开幕式发言中指出，在继承中华文化传统过程中，方勇教授所倡导的“新子学”立足于诸子学的当代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先秦诸子对人世的深切关怀和对理想世界的构想，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之处。“新子学”继承传统，立足当代，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作为颇具影响的道家思想研究专家，陈先生还提到儒道之间要相互补充。他认为，儒家和道家在很多方面有着相近的观点，道家也具有人文精神，提倡人文的自然、境界的自然。在伦理问题上，儒家讲的尊尊亲亲自有其合理处，长辈谈起小辈油然而生爱护之情，小辈见到长辈油然而生敬重之情，这都非常宝贵。老庄并非不讲伦理，老子讲忠信，庄子对孔子孝的思想也有继承和发展，讲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是庄子式的世界主义情怀。陈先生认为，在当代的世界格局下，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具有重要意义，要更重视家庭伦理和民族文化传统。

    本次大会深入讨论了“新子学”的哲学原理和发展机制，闽南师范大学汤漳平教授在《再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中指出，子学复兴是时代的选择，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上具有重要意义。“新子学”的构想，适时地提供了重构中华文化的新思路。河北工业大学李洪卫研究员认为，儒学在礼崩乐坏时代是社会的一服良药，有大用。不过，儒学如果不能调低自己的节奏和坚持学在民间，则必然会在获得权力之后走向僵化与宰制，这是中国历史经验和世界不同民族宗教学说的共同教训。儒学的一阳来复之日也是它的多元分化之时，这种分化本身须要诸子学的渗透乃至洗涤。由此，“新子学”乃是一种必要的均衡性和疏解性的力量。上海财经大学玄华讲师在《新子学的儒家》一文中讨论了“新子学”视域中的儒家定位问题，这是对“新子学”内涵中关键问题的深入探讨，他指出要把握传统文化多向性、多元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儒家不要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自我独尊、一门独大的心态，而要在当代世界文化中超出旧有设定，承认多元多样的思想世界和生存世界。北京师范大学曾建华博士在《“新子学”的当代境遇与未来使命》一文中指出，“新子学”的宗旨在于以学术的“返本开新”和多元发展为基本模式，以开放、合作的姿态，直面时代问题，共同建构一个产生于中国文化之中，又保持着开放形态的知识体系。这一要求对于当代知识者的身份归属、话语权、价值重构都形成巨大挑战，进而要求一种道不畏杂、不斥异端、多元开放的建构之路。

    在“新子学”的发展问题上，韩国圆光大学校姜声调助教授在《在韩国如何推广“新子学”》为题的发言中介绍了“新子学”在韩国的影响。他指出，韩国学者已开始研究“新子学”，新的学术体系已经起步。他还就“新子学”的推广方法提出建议。台湾屏东教育大学简光明教授在《在台湾推动“新子学”研究的策略》为题的发言中介绍了“新子学”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响，讨论了经学与子学的关系、研究人力与研究风气等问题。两位学者着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进“新子学”在海外的发展，这是当代诸子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深入探索。

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现代转化

    “新子学”的发展不仅是理念的提出，也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实际推进上。本次大会的一个亮点是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讨论，共有16位学者撰写了诸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形成了诸子学在政治治理领域的一个突破。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就政治儒学的定位展开讨论。他在《子学还是经学——对政治儒学复兴之路的一些思考》为题的发言中，论述了儒学作为普遍价值的意义，指出其在发展路径上，走今文经学的路是有问题的，应该调整到子学路径。所谓子学路径不是无立场的多元的子学，而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诸子竞争。其论证的方式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儒家、不遵经，所以错了”，而是“因为好，所以要接受”。当代是一个放大的诸子时代，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开放、从而也是更强的、更“正统”的子学方法，走一条经学与“史学”之间的中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儒宗研究员在《儒家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意识》一文中讨论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与蕴含其中的民主观念，他就民为邦本的仁学价值本体论、儒家倡导人格平等和人格独立、民贵君轻与立君为民、君权合法取决于民心、君民平等与君尊民卑相统一，分别作了细致分析，指出儒家虽然没有创建一套民主制度，但是儒家有民主思想的某些因素。儒家也希望通过政治实践把这种民主精神表现出来。他还就儒家民本思想在近代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作了讨论，如革命思想，天下为公的观念，自由民权学说借助儒家思想中的进步学说逐渐传播开来。

    华东师范大学刘思禾博士后在《政治伦理抑或国家伦理——儒家伦理思想现代转型的一个理论探索》一文中，讨论了儒家思想在现代语境中转化为一种精英政治伦理的可能性。他认为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政治伦理，主要是规范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和国家运作的。我们可以在现代修正的前提下，给予儒家伦理一个新的形态。由此，他提出儒家政治伦理六条原则：政治系统运作要符合伦理准则、政治精英要承担政治责任、对政治精英要有严格的伦理约束、政府责任与国家信用、政治目的的实现在于民众认同、国际间责任。复旦大学李若晖教授在《老学与中国德性政治史论纲》一文中，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和历史发展的维度分析道家政治思想。他认为，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为德性政治。德性政治包含四个层次，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政治制度设计的哲学导向，构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为模式，并最终指向德性之养成。中国德性政治以老子为始，老子以血缘之亲来重建社会，回归人的自然性，其后有黄老——法家德性政治，其与儒学德性政治最终合流为玄学德性政治，为外王提供了心性修养之内圣。后期则有理学德性政治之成熟，其仍有赖于老学为之提供术德，理学德性政治才得以具备行动能力。李教授最后论及重建中华德性政治的必要性。

    香港浸会大学黄蕉风博士在《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一文中集中讨论了墨学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认为墨学发展是“新子学”的重要部分，墨学智慧需要摆脱旧有思路，向更深层次的义理转进，其目的就是建构公共场域内公共议题的现代化墨学。黄博士认为墨学大乘化有其自身的优势，具备内在资源以回应普世文化的宏大命题，并给出回应方案和解决策略。表现在其能够对接全球伦理，能够参与宗教对话，能够充实国学体系。他认为，墨学的“大乘化”或曰“大乘墨学”可视为一种类似“比较神学”，大乘墨学有自信进入公共场域，建构一套脱离儒家言说传统的墨家叙事方法。温州大学程水龙教授则着眼于诸子家训文献的整理，他在《诸子“家训类”文献与和谐的法治社会》一文中指出家训类文献在当代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家训为维护封建社会家族的稳定、团结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家风、世风的良性发展影响很大，具有相当的诫勉功效。家训中所蕴藏的理性道德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吻合之处。这些研究充分显示了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诸子治国思想的学理脉络

    与会学者还深入诸子思想的学术谱系，发掘其治国理念的历史脉络。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在《儒学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分别就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与制度化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在汉代以后儒家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观由此就成了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儒家核心价值观就是至今人们还在说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区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华侨大学杨少涵副教授就儒家政治哲学在古代的发展展开讨论，其在《从中庸“政犹蒲卢”郑朱注之歧义看儒家政治哲学的两种路向》一文中，通过精致的文本分析，指出《中庸》“政犹蒲卢”一语中“蒲卢”的解释，郑玄持蜾蠃说，引申为万民需要教化而成为己民，而朱子则持蒲苇说，引申为立政治民如土壤中种树，成长自然迅速。在这二者背后存在对政治的不同认识，郑玄强调政治的根本是师法与礼义教化，而朱子强调政治的根本是依据仁的内在善良德性成德成善，这分别代表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外在进路和内在进路。台湾政治大学詹康副教授在《从韩非的臣道论君权稳定》一文中就韩非的君臣关系展开讨论，指出韩非思想内部的矛盾。一般认为韩非是维护君权独尊的，但是作者从一些未受重视的材料来分析，指出韩非并不主于维护君主，从大臣的角度来看，君主能辅佐则辅佐，不能辅佐则取而代之。詹教授细致分析了后稷、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旦、百里奚、郭偃、华登、范蠡、吴起、商鞅诸人的出处进退，指出他们欠缺忠君观念，其佼佼者能够覆灭王朝、推翻或者罢黜君主，韩非对这些人并不否定，而是认为如果缺乏明君在上，这些人辅助另外的明主取而代之是可取的。这对我们理解法家有非常大的启示。

    上海师范大学蔡志栋副教授在《儒家式和道家式：“新子学”政治自由论的两种建构路向——以康有为和严复为中心》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儒家道家两个面相上的政治思路，他认为康有为从儒家的角度诠释政治权利的古典根源，揭示了自主之权和先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权利理解为“名分”，又将之误解为利益，大加挞伐。而严复则将杨朱和庄周等同起来，将“在宥”解读为自由，将老子诠释为民主之道，成为了道家自由主义的滥觞。康、严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新子学”诠释政治自由的儒家式和道家式两种典型路向。蔡教授还就当代道家发展与定位问题和陈鼓应先生展开积极对话。总的来看，此次会议在诸子政治学方面打开局面，初步显示了诸子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为今后的诸子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可以说是“新子学”在研究领域的一个实际推进，是本次大会重要的成果。

诸子学深层价值的当代阐释

    本次会议深入讨论诸子学深层学理和现实价值，就诸子学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联系展开研讨。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校金白铉教授在《从“为学”与“为道”来试谈“21世纪新东道西器论”》一文中，分析了近代以来东亚三国面对西方文化入侵的策略及其历史命运，指出中国近代中体西用说所论的纲常名教是一种观念物，一种意识形态，新儒家如唐君毅所提出的道德理性或道德主体则为一种新中体，而21世纪新东道西器观就是要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妙合，这样的资源以先秦道家最丰富，表现为自然而然的虚灵之道的“神”。东南大学许建良教授在《新诸子学视域下的传统“袭常”美德考》一文中，发掘道家袭常观念的意义，指出老子和庄子都是非宇宙论的和宇宙关系论的，他们说的因自然就是对整体联系性的因袭，而表现为万物这一观念上，并可以拓展为人类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这显然不同于西方主流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路，对于今天激活中华传统美德极为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检秋研究员在《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一文中，从清代学术内部嬗变的视角分析了诸子学的逻辑演进，指出清代中期诸子学偏重校勘训释，嘉、道之后则借助经世之学渐入复兴，晚清则成为西学东渐的桥梁，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成为近代新思想的重要资源。重视这一历程对于诸子学融入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意义。辽宁大学涂光社教授在《古代子学综论管窥——儒、道互补的理论基石，务“杂”求“新”的拓展途径》一文中，博引《庄子》、《史记》、汉唐史籍和《刘子》论子学的材料，分析各家述评诸子的思想倾向，指出子学构成汉魏六朝隋唐政治和学术思想传承的主流，道家之学与儒学在取向上确有内外和本末的互补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宋洪兵副教授在《先秦儒家与法家的三种成德路径》一文中，认为先秦时代有三种成德路径。一种是孟子的性善论由内而外的思路，强调“德”的内在根源。一种是由外而内的思路，以荀子循礼成德与韩非子循法成德的思想为典型代表，主张以外在的规矩来约束个体的道德行为，进而形成一种风俗和习惯。先秦诸家对于伦理问题的讨论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在《孟子性善论的突破》和华南师范大学周炽成教授在《性朴论：〈荀子〉与〈庄子〉之比较》中分别讨论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主张，老问题有新观点，承前启后，发人深思。李教授认为，先秦时儒家人性论分新旧两派。新派以孟子“道性善”为巨擘，旧派则以主“性恶”之荀子为代表。两派之说，都可以从《论语》找到根据。缕析两者理路之流变，可知孟子“性善”为创造型阐释，而荀子“性恶”则系出于强辩的饰说，理论上并无新意。两者的分别，直接影响到后来文化史的发展。周教授认为，《荀子·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的作品，在刘向编辑的版本中夹在《子道》和《法行》之间，而这两篇已被公认为荀子后学作品。荀子本人持性朴论，其典型论述是《礼论》的“性者，本始材朴”。《荀子》中的《劝学》《荣辱》《儒效》等都显示了性朴思想。而《庄子》也主张性朴论，《马蹄》明确说：“素朴而民性得矣。”在反对性恶论这一点上，《荀子》的性朴论和《庄子》的性朴论是一致的。不过，《庄子》认为朴之天性绝对完美，故其性朴论实际上是一种性善论，而《荀子》认为朴之性有善的潜质，但还不够完美，需要人为的努力来完善。华侨大学黄海德教授讨论了先秦学术史问题，就《庄子·天下》和《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分野展开讨论。他认为，从学术的维度来考察，晚周学术实无百家，仅有诸子，而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九流百家说是经学影响下的汉代产物。因而《庄子·天下》和《汉书·艺文志》是先秦与汉代学术的分野。此文对诸子学的基本问题做了深入探索，极富理论价值。韩国国立庆尚大学金炯锡教授在《咸锡宪之老庄观》讨论了近代韩国学者咸锡宪的老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德安博博士后在《执大象之道——〈道德经的意象分析〉》一文中，从海外汉学的方法论视角出发，讨论了如何就意向理论分析老子，很有启发性。

推动诸子学研究新格局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指出，继承和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新子学”的基本观点，我们这个时代尤其要尊重民族文化。古人讲亡国不可怕，亡天下是最可怕的，因为历史和文化都灭掉了。“新子学”反对任何形态的新经学化，认为经学化下的多元不是真正的多元，“新子学”就是要提倡真正的多元精神。在“新子学”的发展问题上，方勇认为，把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为中国思想的内在脉络来把握，这就要求研究者突破学科限制，拓展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诸子治国思想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需要继续探索下去。诸子学是应世而发的学问，当代的诸子学研究要深入开掘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思想，不能无病呻吟，也不能坐而论道。他认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构成诸子学研究的良好布局，全面呈现了诸子学的面貌。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要良性沟通，人员构成需要合理化，从而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研究团体。方勇还指出，“新子学”要抓住时代脉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诸子学的发展，要适应时代，也要努力影响和引导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诸子学界的学者和出版界、新闻界的同仁有责任把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内涵讲清楚，传播开来，从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搭建桥梁，真正让诸子学走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