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经典重生于当下

    卸下文学经典的华裳冠冕，那最魅惑人的肉身，依然该被叫作故事。既然是肉身，就有生老病死。离开它生存的具体文化时空，故事就会衰老，失去魅力，会被遗忘，消亡——那些仿佛千年不死的故事，其实已经在无情的时间中，隐秘地投胎转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生。

 

“老故事”等待转世轮回

 

    “西厢”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个诞生于大唐贞元年间的青春故事，经过千年的轮回跋涉，再一次藉着新的肉身，重生。

 

    2015年5月底，音乐剧《摇滚西厢》在合成剧场紧张联排，故事在高潮中结束，让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缓缓的充满叙事性的旋律托出合唱，“我们来讲述他们的传奇，我们来打捞历史的记忆，我们来参悟爱情的禅语，我们来想象青春的结局……”天幕中落下一条“西厢故事之河”，观众可以从中辨识出很多熟悉或者不那么熟悉的名字：元稹的《会真记》、李绅的《莺莺词》、赵令畴的《商调蝶恋花》、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李日华的《南西厢》、金圣叹评《第六才子书》、田汉的《西厢记》……舞台上那些年轻的男孩女孩们用越来越热烈的歌舞向这些曾经一次次给予“西厢”故事重生的伟大讲述者致敬，他们也在骄傲展示着“西厢”故事最年轻鲜活的华美肉身……

 

    与此同时，法国戛纳德彪西影厅，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在第68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举办了全球首映，中外观众看到了另一个唐代传奇故事转世轮回之后的曼妙身影。《刺客聂隐娘》据说首映场坚持到最后的观众只有三成，海外媒体的报道，有观众说“看不懂”，但也收获到了“美到极致，让人无法呼吸”的好评。接着，侯孝贤拿到了本届戛纳的最佳导演奖。《摇滚西厢》首演前邀请了北京几所高校的学生前去观看彩排，“90后”的男生女生们不仅看懂了这个来自大唐的故事，还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给出“深刻”总结：张生莺莺完全是段校园恋情，大唐长安宛然就是今天的北京……无所谓正解还是误读，口碑好恶因人而异，无论是《刺客聂隐娘》还是《摇滚西厢》，都是古老故事在我们的文化时空中的重生，与我们的生命经验完成了相遇。

 

    这样的相遇，宛若久别重逢，又是最美初见。

 

    昆曲，百戏之祖，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厢”故事在昆曲里，依旧明艳不可方物，满目锦绣珠玉，字字嚼得出香味。只是生活在21世纪的少男少女，同样是满纸的香艳旖旎，同样是豆蔻年华，甚至同样是芳园花树，落英缤纷，花映人面，人面如花，却再不会如《红楼梦》中的宝玉黛玉，对着一册《西厢》，把自己读成“倾国倾城貌”“多愁多病身”……美则美矣，与我何干？

 

    “非遗”是对文化物种的博物馆式保存，我们看到的是文物和标本，而非活的故事。活的故事，一定会和我们肉身相对，明眸巧笑，秋波流转，触手温热，呵气如兰——“她”和我的生命有关。

 

    当金圣叹与《西厢记》相遇时，正是如此。金圣叹之于《西厢》和《水浒》，不只是简单的相遇，而是艳遇、情事……他自己真实而独特的生命经验注入了这个故事，于是我们有了他的《第六才子书》——某种意义上他应该被当作一个特殊的讲述者，而非简单的“读者”。“西厢”这个小儿小女的青春情爱故事，得了金圣叹的“手眼”，境界为之一阔。金圣叹说：“圣叹有才子书六部，《西厢记》乃是其一。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

 

    《西厢记》确实有《史记》模样，写人物形容毕肖，声闻在耳，不假一词，褒贬透纸。至于金圣叹点出的“目注此处”，笔下写从别处迤逦写来，及至此处就停住，不直接说出来，而让人从文章中“瞥见”——人心诡谲变幻，瞥见的正是人性这口望不到底的深井。

 

    从《西厢记》里看出《庄子》来，就算是金圣叹，也绝不是双玉读曲的年纪能做到的。《庄子》说的是解脱，是超越，《西厢记》说的是诱惑，是耽溺，宛若《红楼梦》中那柄古怪的双面镜——少年时自然不懂，风月宝鉴是要从背面来照的。金圣叹让《西厢记》到“草桥惊梦”戛然而止——长亭送别，离开了普救寺西厢的张生夜宿草桥亭，梦到莺莺，梦醒只见冷月。旧愁新恨连绵郁结的张生，继续自己前往长安的路程。那轮晓月，照了张生，照了柳永，照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与离人……隔了这层离别的月光再看“西厢”，原是正在远去的青春——镜子翻转，《西厢记》在结尾处，成为寓言。

 

    三百多年之后，我们为另一个“致青春”的故事付出了7亿多的票房，这个故事姿容平庸，身段单薄，远没有“西厢”曾有的绝代风华——然而“她”是活的——虽然缺钙贫血先天性心脏病，命不久长，但毕竟“与我有关”。

 

    当其中蕴含的属于时代的鲜活的生命经验日渐稀薄，故事的肉身就衰老了，接下去，故事开始被简化，程式化，越来越陈腐，接下去就是被遗忘风干，最后成为尸骸，甚至化石——“活化石”也还是“化石”！

 

    故事在幽暗之中，静静地等待着再次成为肉身的转世轮回。

 

“新故事”传承文化基因

 

    故事的重生，不是复活一个老故事，而是创生一个新故事，新故事承载着老故事最为本质的文化基因——这是它的使命，同时又有着自己新的血肉之躯。

 

    转世轮回的故事，是文化基因传承的载体。

 

    理查德·道金斯在他那本《自私的基因》里有着类似的描述，文化基因的概念也出自这本书。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为了完成复制传承的天然使命，创造出了人类强大的“本能”，文化基因也有类似的力量，隐秘、细微却又强大。它默默地隐藏在某种语言、色彩、图案、味道、旋律……之中，不动声色地诱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热爱某种色彩，痴迷某种旋律，醉心于某个故事……事实上，真正决定我们是谁的，不是生物基因，而是文化基因。

 

    基因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它必须依赖物种的存活与繁衍。资料显示，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科学界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此前的五次都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而这次，源自现代智人——也就是我们这群开汽车用电脑的人类——的活动。根据化石记录，每次物种大灭绝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全新的高级类群。恐龙灭绝之后哺乳动物迅速繁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我们正在亲历的这次，因为人类的参与，剧情或许变了。人类活动让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进程不知快了多少倍，科学家称，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进行繁衍和进化，它们这次消失，将是永远的消失！我们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人类这个物种伤害了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这种伤害最后很可能将变成自戕。

 

    无独有偶，人类社会中也在发生一场类似自然界的“物种战争”——全球化正在制造另外一场类似规模和速度的文化物种大灭绝。我们正在失去那些使我们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将会面目全非，羸弱不堪，甚至畸形病态……这将是一场同样深重的文化多样性危机……还好，我们是人类，愚蠢同时又会对自己的愚蠢做出反省和弥补的人类——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入或是是被挟裹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开始努力保护那些具有独特的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异质性基因的文化物种，同时，也开始努力创生承载这些异质性基因同时又能适应时代环境的新的文化物种，努力保存着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如果“西厢”这样的故事，不再重生，而是安然接受成为一具蒙尘骨骸的命运，我们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吗？

 

    什么也不会发生，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物种灭绝大都是悄然无声的——最后一只南美黑海雀在1987年死去，标志着这个物种在地球上的灭绝，除了相关研究者，有多少人知道呢？文化物种也是一样。就在我们麻木不仁浑然不知的时候，某个物种带着决定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重要文化基因灭绝了。

 

    于是，有一天，我们开始问自己：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人生，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我们把什么当成生命的出口？除了买L打头儿牌子的包包买F打头儿牌子的鞋、看一场又一场后宫争斗的戏码、去鸟不拉屎的地方等一场风来之外，我们的青春想象还有其他选择吗？当我们发现没有选择或者选择不多之后，才知道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单一与同质，是毁灭的另一种方式。

 

    保存多样性，事实上是为我们自己的未来留存可能性。

 

    “西厢”绝不仅仅只是“西厢”。如果“西厢”承载的文化基因再也无法存活于我们当下的文化环境之中，那么意味着消亡的不仅仅是“西厢”——当我们拒绝崔莺莺的时候，我们还会接受杜丽娘、接受林黛玉吗？

 

    杜丽娘阅读着崔莺莺的故事，在那个有着惹是生非花神的南安府花园里做梦，一场男主角缺位的恋爱谈得“死去活来”——从梦到魂，从生到死，死而复生。黛玉在大观园里，读着崔莺莺和杜丽娘的故事，淌眼抹泪口是心非地谈着恋爱，为误说一句“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而羞惭，到底该说的一句也没说出来，泪淌尽了，人就死了。

 

    当这些故事简化为陈旧不可理解的骨骸，一句轻飘飘的“不幸的压抑的时代”，就将这些古代少女复杂而深刻的忧伤打发了。我们再不会凝视她们镂金错彩的青春底色，感受她们细腻如玉的情感质地，我们将会错过所有属于她们的那些独特而优美的生命细节，譬如听琴，譬如描容，譬如葬花……

 

与经典相遇需要一位“红娘”

 

    这样的错过，也许正在发生。

 

    台湾名主持人蔡康永曾对人讲过与作家白先勇的一段轶事：白先勇有一次让蔡康永帮着改编其小说《谪仙记》的电影剧本，改着改着，他开始讲另一个他想写的故事，是有关一对学昆曲的青梅竹马小伶人（大概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游园惊梦》）。他越讲越起劲，讲到这对璧人扮演昆曲《长生殿》的场面，索性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结果是出现了一段鸡同鸭讲的对话。蔡康永这样描述说：

 

    白先生比画着唱了两句，发现我没什么反应，停下来，看着我：“咦？你不喜欢《长生殿》呀？”。

 

    “不喜欢。”我老实回答：“唐明皇一个做皇帝的人，跟个杨贵妃一起咿咿呀呀的翘着小指头跳扇子舞，不喜欢。”

 

    “唉呀！”白先勇先生顿了一下脚，痛惜他的对牛弹琴。

 

    他不死心，想救我：“那你喜欢昆曲《游园惊梦》吧？！”。

 

    “也不喜欢。”我老实回答：“主角演睡觉，观众也睡觉。”

 

    “唉呀呀！”白先勇先生连顿两下脚，痛惜他的海参被我当成发胖的水蛭。

 

    他有唐三藏的心，他还是不放弃，还是要救我：“那你总喜欢《红楼梦》吧？！”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不喜欢。他们老是在吃饭。”我答。

 

    蔡康永的“神回复”让人莞尔，虽然他说了一连串的“不喜欢”，但他的回答精准到位，对《牡丹亭》与《红楼梦》“睡觉”“吃饭”的调侃也别有深意——吃饭是红楼的大关节，熟悉脂批的人都知道，这说明其实他对这些“不喜欢”的东西颇为了解。了解之后的“不喜欢”是选择，而非拒绝。

 

    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起了一项名为“死活读不下去前10名图书”的调查。在这项3000多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红楼梦》高居榜首，成为“最难读”之书。

 

    “死活读不下去”——这是何等彻底的拒绝！

 

    所以，蔡康永的“不喜欢”并不可怕，而这样蛮横的拒绝才让人忧心。

 

    有论者饱含激愤就此事撰文，“与其说是经典的‘不幸’，不如说是我们与时代的‘不幸’。”论者认为对经典的拒绝“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病症”，“表明审美能力和精神成长能力的侏儒化”。

 

    归罪与指责都无助于阻止这正在发生的不幸。诚如上文论者所说，在这个网络“小白文”“小黄文”泛滥的时代，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这种文化上的“退化”与“矮化”，所以，阅读经典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让经典真正进入普罗大众尤其是从未沾过经典的福泽的新新人类的个人生活。苦口婆心地劝，掰开了揉碎了说，生拉硬拽地撮合——到底强扭的瓜不甜，“死活读不下去”的拒绝很难转化为热情的拥抱。

 

    也许，我们的经典需要从高高的神龛中下来，堕入轮回，再度恢复故事魅惑的肉身，和这个时代的个体生命相遇，一场两情相悦拯救不幸的情事或许可期……

 

    成全这场好事，也需要一个红娘，那就是后来的故事讲述者。这个讲述者要有足够深的情怀——对那些蒙尘的故纸有着偏执的热爱与痴迷；足够低的姿态——忘记“经典”两个字，只是要讲一个动人的故事；足够长久耐心的对话，面对此前所有的讲述者，聆听，叩问，争论，追随，反叛……足够新鲜的表达——不能忘记这是要讲给谁听的故事，故而要和他们有关……

 

    若谁要再讲《牡丹亭》，除了在花下“睡觉”，也许可以好好讲一讲杜丽娘落花惊梦，寻梦不得，郁郁病死之前的“描容”——把自己美丽的容貌画出来，而且要放在花园内，安心让陌生人找到，让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杜丽娘，这是怎样一份对自我的重视，对青春的珍惜？这是怎样一份对爱、对美和对生的执着？在杜丽娘这里，死不是绝望，反而是拼尽全力的追求！当遇上一个这样“任性到极致”的女孩杜丽娘，那些每天用“美图秀秀”发朋友圈自拍照的女孩子，那些对着麦克风吼叫“死了都要爱”的男孩子，应该有一点儿了解的愿望吧！

 

“着意与后人周旋”

 

    转世轮回的故事，未必就不“着意与后人周旋”。

 

    “着意与后人周旋”，是金圣叹批《西厢》时说的，他当时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一件超越时间的事情。

 

    《摇滚西厢》主创曾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同学举办了一次对话会。这些准备以讲故事为生的学子眼光挑剔口角锋利，有一个女生坦言，对这个剧，喜欢，感动，看完觉得最不辜负青春的方式就是好好爱一次——话锋一转，她说，这是一个写给当下人看的故事，它能进入“西厢”经典传承的谱系吗？

 

    从元稹的《会真记》开始，“西厢”从来都是一个写给“当下人”看的故事，《会真记》当年流行长安就带着几分八卦色彩。从一个当下的故事到经典，宛如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唐三藏抵达灵山后登上那艘无底船，下船回头，肉身沉入水底，从此超凡脱俗，端坐七宝莲台。而经典离开神位。重堕轮回，转世来的是一个故事的肉身——首先它是活的，美的，属于当下的，当然，在凝结了足够诚意与足够才华的故事面前，应该都会有一条通往灵山的路。

 

    女生得到了这样的回应：《摇滚西厢》属于当下，也属于“西厢”——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沿着那条“西厢故事之河”慢慢考证这部戏，至于《摇滚西厢》能否进入那条“河”，那是时间才能给出的答案，作为主创，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怀抱诚敬之心竭尽全力。

 

    这番对话让人想到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金圣叹的一段话。

 

    李渔说：“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子心死。……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

 

    这番话让人产生种奇绝的想象，那些千年轮回的故事，同时也是作者灵魂的载体，在时间之河中悬浮，等待着后来者用讲述和解读来打捞。“与后人周旋”、不肯“心死”，藏着一份怎样的文化自信与深情？而“心死”，又该是何等美好的一种沟通际会、释放与满足！

 

    在文化迭代数年为纪的今天，我们的故事方生方死，讲述一千年前的故事是近乎愚蠢的冒险，更少见作者肯怀着数百年不死之心，等着自己的故事轮回转世。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去作文化快销品花园里的夏虫，为只开一季的杂花嘤嘤哼唱，不问前生，不管来世；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怀着生生世世的痴情，让经典重生于当下——怎当你临去秋波那一转，张生的喟叹，变换了旋律，不变的是那惊艳千年的相遇……

 

    （作者为“70后”女作家，艺术学博士。著有小说集《天河》《剔红》《帅旦》《窑变》，及研究专著《谁是继承人——〈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研究》。曾获“人民文学奖”“杜甫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