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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04日 星期四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一带一路”扩展中国外交大舞台

    演讲人:中国前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 姚培生 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时间:2015年5月

    作者:光明网记者蒋正翔 《光明日报》( 2015年06月04日 11版)
    姚培生 江苏省太仓人,1964—1972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73年入外交部工作,苏联解体前曾任中国驻苏联使馆随员、二秘、一秘;1993-1995年任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副司长,同期担任过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边界谈判中方组长。1995年至2005年先后任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大使。2006年退休。2010年曾任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副总代表。现为中国亚非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员。 (压题图片为海峡时报记者林颖摄)
    中国高铁 资料图片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纪性倡议

     

        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认为,“一带一路”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要,将我国与周边、与亚欧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编织共同利益网络,让周边国家从中国发展中收益,同时我们也从与周边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受益。一句话,共同发展,相互受益。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国外某些人故意曲解中国的倡议,比如“扩张论”、“威胁论”、“走西方殖民主义老路”等等。这类伪命题的实质就是不希望中国强大,害怕中国一旦真正强大,会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改变现今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大大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如此,搞强权政治的少数国家就不会舒服了。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一天,所以就不停地制造麻烦,绞尽脑汁用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手段削弱中国的影响。还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借口中国人权问题,连续10次搞反华提案,但没有一次得逞,最终灰溜溜收场。根本原因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站在中国一边,始终力挺中国。所以,当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发展中国家对我们政治上的宝贵支持,特别是黑非洲的兄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那些将快速发展的中国与西方老殖民主义类比的人,别有用心地说中国也要走那条老路。实际上,对历史,中国人最有发言权。西方殖民者走的发家之路,实际是害人利己的血腥之路,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得到了什么?战争、割地、赔款、饥饿、死亡、眼泪……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会、也不应该忘记那段屈辱史。因此,当少数国家在国际上拿人权问题压中国的时候,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斩钉截铁回答他们:“你们看看自己的历史吧,你们没有资格妄评中国的人权!”

     

        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仁慈最温和的大国:受人之惠,始终铭之;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中国人不忘他人之恩的秉性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价值。这里,我有必要提一下古丝绸之路。尽管它是东西方民族一起走出来的,但是这条路上形成的和谐、包容、平等、友善的遗产与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这样。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互通有无,交换物产,结交海外友邦,而不是屯兵用武、攻城略地、搞殖民主义,尽管那时中国有足够的条件和实力。

     

        还有,从福建武夷山起始,经蒙古、俄罗斯到达欧洲的万里茶道,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和谐、大度、包容。利用历史上的万里茶道,加强中蒙俄之间合作的倡议,也是习近平2013年3月首访俄罗斯时在公开演讲中提出的,他在2013年实际提到了“一道、一带、一路”三条线。可见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有历史基础的。

     

        现实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国与周边国家加快发展、提升合作水平的需要。例如,二十多年前,中亚地区新独立国家与我国建交后不久,就开始探讨复兴丝绸之路问题。1994年春,我陪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4个中亚国家,双方都提到了古丝绸之路。当然,那时还局限于增加公路、铁路运输量的具体问题,还不是现在这种站得较高、看得较远的构想。随着双边经济往来不断扩大,大家都需要规模更大的合作规划。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正是随着宏观经济发展变化而提出来的,而不是突发奇想凭空而来的。今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这个文件对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的倡议作了最权威全面的阐述,描述了倡议提出的背景,确定了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和合作机制,介绍了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和中国已有的共建基础以及最终目标。文件对福建的区位优势有明确描述。我昨天听福建同志说正在加快规划,以早日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兼顾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先说国内这个大局,主要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因为目前无论是经济的量还是质都比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福建发展很快,但省内也有不平衡的地方,跟长三角地区相比还差一些。根本问题也是内外联通不够。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整体发展必须靠开发中西部地区带动,这是国家十几年前就确定的战略。

     

        国际大局,简而言之就是要与周边邻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合作的体量,提升合作的速度。以中亚地区为例,它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中的一个亮点,甚至可以说,中亚地区是双边合作成果最多也是最有合作前途的地区之一。但目前的状况仍难以从根本上满足各方的需要,必须找到突破口。

     

        所以,“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很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当然一开始对规划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担心搞这么大的规划可能遇到大风险。我亲耳听到过对可行性持怀疑态度的论调,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有一种误解或错觉,以为我们提出倡议就是自己要大包大揽。

     

    2 外交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保障

     

        实施这一工程的核心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共商就是要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组织进行谈判沟通,这就是外交。我认为,围绕共建的所有外交活动可称之为“一带一路外交”。虽然沿线多数国家支持中方的倡议,有加强与中国合作发展自己的愿望。这是实施“一带一路”的基础。但这些国家的差别也不小,主要有:国情的差异性——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一,人口、幅员大小不一;历史、文化、宗教的多样性;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均衡性——有的是结盟国家,有的还是中立国家,等等。这些差别给中国外交带来新课题,需要做全面深入的调研,需要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而外交就是要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

     

        什么叫作政治法律保障?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通”问题,里面涉及很多领域,比如金融领域的货币怎么对接?交通领域的铁轨怎么对接?现在在议论建设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高铁,长达七八千公里,但双方的轨距不一样。目前客车过边境还要把车厢吊起来换轮轨,高铁恐怕到时不能这样了,光这一个技术问题恐怕要费不少精力。还有很多法律方面文件必须通过外交谈判达成一致,大部分文件主要由外交部牵头谈,其他部门参与。肯定地说,共建进程必然丰富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和思想,这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共建“一带一路”是大事,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两年前对它的意义看得不是很深刻,现在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它的前景。可以喻之为促进内外联通、提速国家整体发展的“助推器”。

     

        今天讲“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新中国外交史。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政策也做过多次调整,但独立自主的原则始终牢牢坚持,从未放弃过。即使在建国初期对苏联采取“一边倒”政策期间,新中国外交独立性也没有丢弃过。周恩来当年多次提出,为了抵抗美国对我国的威胁,跟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丢掉”,“不盲从照搬”苏联经验,“在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我们国家那时刚站立起来,面对的是旧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经济很穷很穷,但对苏联这个大国没有任何乞求,没有一点奴颜婢膝。这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外交政策鲜明的独立性。当然,苏联确实为我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一直没有忘记。习近平主席不久前访问俄罗斯并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专门接见了帮助中国抗日的苏联老战士和参加援华建设的苏联老专家代表。

     

        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根据形势变化中国对外交政策做了较大调整,最主要的就是确立了“不结盟、不对抗、超越意识形态”的方针。通过调整,我国争取了更多朋友,扩展了国际政治空间。没有这样的调整,我国不可能在相对安定平静的国际环境中获得发展机遇。2001年,中俄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核心就是相互友好永不为敌。很多同志曾问我,我们跟俄罗斯现在怎么走得这么近?要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我说,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再好的朋友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们与俄罗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两国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利于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苏两个大国对抗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历史对此已作了很好的注解。邓小平1989年5月在接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说了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是战略家的语言,一般政治家是想不出的。这八个字概括了两国关系那段沉重的历史,更展望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远景。我们现在跟俄罗斯采取不结盟政策,是双方都吸取了教训。大家看到习近平最近与普京见面时,双方都强调两国之间要进一步提升战略伙伴关系水平。这个方针我们不会变,我想俄罗斯今后也不会变。这么大的两个邻国只有合作,才能同时有利可图,任何形式的对抗总是两败俱伤。我认为,经过多年努力,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已初步成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其主要标志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双方立场基本一致或相似,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担当责任;在双边交往中政治上相互尊重,互信不断加强,务实领域进行平等互利合作。

     

        现在历史进程又到了一个节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后跟国际社会怎么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建立更多的联系?是沿袭传统的方式继续走下去,还是要不断创新找到新的突破口?国内外历史经验证明,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至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如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活力,只能是跟着别人求生存。我们看到,美国政治制度弊端日显,国内问题成堆,但社会总体上能保持活力,领先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主要得益于创新理念。李光耀说美国往往在困境中出现神奇创新能力。我认为,这与美国的人才政策有直接关系,因为美国历来广纳天下精英。精英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特别在科技领域,他们有超前的理念,有独辟蹊径的能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通过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而为实现这些部署,对外交政策又做了一系列调整。习近平关于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的主张,是对中国外交理论和思想的重大贡献。这一主张对稳定我国与大国的关系,促进我国与周边邻国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对破解“一带一路”上的许多难题有指导意义。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外交工作的体会。外交是神圣光荣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搞外交的同志应该具备什么基本素质呢?周恩来曾对中国外交人员讲过三句话: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精通业务。我着重讲第一条。一个外交官首先应绝对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会有奉献精神,为了祖国可以随时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甚至生命。新中国建立以来,形成了一支立场坚定、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业务精通的队伍,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优秀外交官。我举一个例子,外交部有一个大使,叫符华强。他曾在非洲我驻乍得使馆工作。1980年,这个国家发生政变引起内战,他奋不顾身组织使馆人员撤离。在这个过程中,符华强自己却被子弹打中背部流血倒下,当时送到医院只进行了简单处理,以为只是擦伤了外皮。但此后他总感到后背的隐痛。直到2003年例行体检时医生才查出他背部有一粒子弹,它竟跟了符华强23年!这个同志最优秀的品质是从不夸夸其谈,自吹自捧,而是默默无闻,辛勤劳作。他提职比其他同时进部的同志要晚些,但他从未有过怨言。外交部党委就此作了专门决定,号召全部同志全体党员向符华强同志学习。

     

        常听人讲搞外交很风光,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这项工作能使人见世面,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外交工作的艰辛很多人并不知道。如果没有奉献付出的精神,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体魄是很难适应的。比如礼宾工作,乍一看好像很简单,不就是安排宴请、迎来送往吗?其实现在的礼宾工作在外交部是极苦的差事,因为高层互访密度大,一年到头活动一场接一场,特别是多边活动,每个参与的同志更是自始至终绷紧神经。这个工作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事先商定的日程常常因无法预见的变化而不得不重做,前功尽弃不是个案。为保证不出任何差错,他们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在单位时间内要完成比别人多几倍的工作量。吃不饱饭或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或睡不成觉是常事。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APEC峰会和其他许多大型外交活动,外交部礼宾司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认为,他们这种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来自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因为他们深知,一个不经意的失误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他们实际上是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挥洒汗水。很多外国友人和重量级政要均赞扬中国的礼宾工作属世界一流。我陪团出访过,也在国外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访问,我最了解这项工作。当然,外交部其他部门比如领事工作也是很费心费神的。近年来,为了维护我境外公民、同胞的利益,领事司和其他有关司局各级领导甚至部领导半夜三更起来处理急案已成常态了。

     

        那驻外使馆工作是不是轻松些呢?也不是。我给大家讲些故事。大概上世纪90年代之前,去使馆工作的人,等于暂时跟亲人分离,一去少则2年、4年,多则6年甚至8年,与家里亲人只有书信联系。当时根本没有现代通信条件,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只够打几分钟的国际长途,更没有手机和电脑。思乡思情之苦是现代人体会不到的。那么书信是怎么从国内送到使馆个人手里的呢?其实都是通过外交信使利用递送机要文件之机顺便带过去的。除了驻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苏联等大馆一周去一次信使外,中小使馆是一月去一次。这样一算,中小使馆一个人一年最多得到12次信。因此,那时使馆同志最兴奋最盼望的日子,就是信使的到来,因为他们携带着亲人的宝贵信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外交开支有限,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大部分是独自一人,夫人不随任,很多人长期与孩子分离,孩子幼小时不认爹不叫爹,长大了也只愿意跟外公外婆或奶奶爷爷一起生活。造成这种感情隔阖甚至永久隔阖的现象还不是个别的。

     

        还有,在非洲很多国家,恶劣的气候和可怕的疾病严重损害了馆员的健康,威胁着馆员的生命。在某些国家,使馆同志很容易染上疟疾,俗称“打百子”,患病率90%以上,有些同志从此终身患病,有的甚至殉职在岗位上。大家现在知道的“埃博拉”病毒蔓延非洲多个国家,那里都有我国大使馆。面对这种致命性病毒,使馆同志不但不能退却,相反要坚守岗位。近年来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活动也时时威胁着外交官的生命安全。因此,外交也是个高风险职业。国际法规定,随员级别以上的所有外交官享有一种免受任何侵犯的特权——外交豁免权。

     

        我在这里讲外交的艰苦并不是诉苦,而是想告诉大家,绝大部分的中国外交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能以苦为荣,能够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考验,因为大家心中始终有祖国。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外交人员的待遇不断得到提高,目前基本上做到了与国际接轨。不但配偶可随任,连孩子也可带在身边在当地上学,外交人员的父母都可以出国探亲。

     

    3 祖国强大是外交的后盾

     

        我在大使岗位上共举办了12场国庆招待会,每次我都讲话,讲话的底气一年比一年足,感觉一年比一年好。为什么?因为应邀来的客人都发自内心地祝贺我国各方面的成就。不管是当地的执政党代表还是反对党代表,都称赞邓小平是战略家,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他们是看得很明白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一个国家结识了一个级别较高的政府官员,严格地说他是一个“反共分子”,他对国内的共产党很鄙视。我曾组织他们夫妇到中国旅行了一趟。他回国后感触颇深地说:“如果我生在中国,我自然也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我相信他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他是比较了自己国家的状况才流露出这种思想的。

     

        我们为国家的快速发展感到自豪,但不应过分自满,因为我国目前还不是全面发展的强国,要冷静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国内有些专家说中国很快成为超级大国,甚至十年后可能超过美国。这种振奋人心的预测可以理解。但是我国要真正赶上美国的水平,无疑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先不说这个量,质的方面差距是明显的,很多产品的核心部位我们自己还做不了,例如大飞机的发动机。解决这类难题还需要时间。即使我们软硬实力都有质的提高,能与美国并驾齐驱,也不宜称自己为超级大国。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演讲时,用坚定的语气说,中国今后即使发展了也不做超级大国。我认为,超级大国在现代概念中不是一个平等待人的国家,它的特征和毛病就是凌驾于它国之上,指手画脚,欺负别人。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成为真正强国后也仍应该坚持平等相待,以理服人的原则。中国一直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新在何处?新在全球性问题应由各国一起商量决定,而不是由一两个国家拍板说了算。二战后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如IMF,里边的改革方案要经美国国会批准,这种规定合理吗?我相信,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会再是富人俱乐部,而是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操作的投融资平台,一定会获得成功! (光明网记者蒋正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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