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农作物遗传改良；国内最早获得转抗虫基因的水稻及棉花；培育了全世界第一例具有输出性状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人们为我总结了诸多成就，并称我为“巾帼战士”。其实，我只是个幸运的普通人。在我的办公室里，挂着十二字治学座右铭：“敬业执着，严谨探索，继承开拓”。这是我科研生涯的缩影和真实写照。
我193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童年的幸福和平静被日寇大举发动的侵华战争完全打乱。苦痛的经历让我警醒：国之不国，何以家为？抗战胜利后，我重返学校，拾起了课本。1948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
1956年，我被派往国外留学，主修微生物专业。回国后，我被分配到中科院微生物所遗传室工作，带领一个小组开始了独立的科研生涯。20世纪70年代初，基因工程诞生了，我敏锐地捕捉到其巨大的应用潜力，坚定地开始研究质粒分子生物学，尽管许多人抱着不理解甚至怀疑的态度。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在国内第一个发表了质粒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报告，又率先建成表型为AprTcs的DNA体外重组质粒。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79年6卷3期的《遗传学报》上。
1980年，我再次走出国门，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西北大学进修，继续从事质粒分子生物学研究。在美国的两年，我亲身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以及先进的科研体制产生的工作效率，这使我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追，要赶，要走到他们前面去！
从美国回来，我选择到中国农科院工作。当时，分子生物学领域在我国农口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里，我创建了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并负责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和农业部农作物分子及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有人问我：“半百之年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勇气来自何处？”我的回答是：“对一项事业的热爱和无怨无悔。”
农业生产最大的敌人之一是病虫害，仅危害棉花的害虫就有300多种。棉铃虫是棉花生长的大敌，在我国遭受棉铃虫危害最严重时，孟山都公司提出可以90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其转基因抗虫棉技术，国内徘徊在“是否引进国外抗虫棉”的十字路口。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自主研发抗虫棉的道路。很快，中国农科院生物中心将微生物来源的杀虫基因用于棉花转基因技术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不仅在国内率先掌握了抗虫棉的关键核心技术，还领导全国形成了较完整的上中下游结合的研究体系，为以后中国抗虫棉的产业化奠定了人才和关键技术的基础。
攻克了棉铃虫问题后，我又将目光转移到改造玉米基因上。畜禽和水生动物的成长需要一种重要的矿物元素——磷。虽然玉米、大豆等饲料中的植酸磷非常丰富，但是由于动物体内缺乏“植酸酶”，很难吸收植酸磷。为此，畜牧业不得不高价购买矿物磷添加到饲料中。而与此同时，饲料原料中未被动物利用的植酸磷形成了高磷粪便，极大地污染了环境。
在实验室完成转植酸酶基因玉米的分子设计后，我带领的科研团队用基因枪把含有植酸酶DNA的微弹发射到受粉9天后的玉米胚细胞内。在培养基里，这些新型的细胞被培养成种苗。那时候物质条件差，温室门窗走风漏气，透不进多少阳光，我带领的团队当起了修理工，修房、补漏、换玻璃，买来钠汞灯和电炉子增加光照和室温，并精心呵护玉米苗的生长。玉米植株终于开花结实，收获了第一代转基因玉米种子，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喜悦之情无法言表。
经过与传统育种的结合和杂交育种，我们得到了27个含有植酸酶并能稳定遗传的转基因玉米纯合系。就这样，一粒粒普通的玉米种子变成一座座微型“生物工厂”，生产出富含植酸酶的优质饲料原料，可用来解决畜牧养殖业的一大营养难题。
60年的科研生涯，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极大的享受。这种快乐和享受，基于我对科研的热爱、执着和追求。我享受过成功带来的巨大喜悦，也为每一次克服困难而欢欣鼓舞。
（本报记者 张蕾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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