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祭典的形成

    后稷为周部族的始祖，近年来出土的楚地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子羔篇》以及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尊德义》等文章，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后稷传说的讨论。生动地体现了后稷传说的多义性。

    《上博简二·子羔篇》记载了孔子与学生子羔的对话，其中谈到禹、契、后稷的感生传说：“禹之母……之女也，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迺（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监（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后稷之母，有邰氏之女也，游于串咎之内，冬见芺，攼（干）而荐之，乃见人武，履以祈祷曰：帝之武尚……是后稷之母也。三王者之作也如是。”文中的“三王”指禹、契、后稷，即下文的“叁天子”，引文描述了“三王”感生的经过。《子羔篇》结尾云：“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而叁天子事之。”

    在《尚书·尧典》中，禹、契、后稷都是舜的臣子，舜为有虞氏乐正瞽瞍之子，“人子”指凡人之子。禹、契、后稷之所以被称为“叁天子”，是因为都是其母“感生”即无父而生的，“天子”指天帝之子。《子羔篇》言禹母“观于伊而得之”，王充《论衡·奇怪篇》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闻一多《匡斋尺牍》认为“薏苡”与《诗经》中的“芣苢”一样，具有“宜子”的特性。

    简狄吞燕卵而生商的传说早见于《诗经·商颂·玄鸟》，与古代祭祀“高禖”求子的巫术关联密切。周人则以姜嫄为“高禖”，《子羔篇》简文云姜嫄“乃见人武，履以祈祷曰：帝之武……”，即《诗经·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认为姜嫄“履迹”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舞蹈”，与求子秘仪有关。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认为在古代婚礼中的“亲迎”仪节上，新娘践履葛屦具有生育繁殖的象征意味，姜嫄的这种践履是在禋祀仪式上发生的，与上古时代的生殖崇拜关系至为密切。

    出土文献中后稷感生传说中的相关细节，可从传世文献中发明。《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姜嫄在向上帝祈祷之后，“先生如达”，郑笺：“达，羊子也……生如达之生，言易也。”魏源《诗古微·毛诗明义》认为“后稷早产”，像羊一样七月而生。因为“早产”，胞衣还未打开，后来“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出土文献讨论“叁天子”之感生，应是与祭祀仪式相关，《诗经·大雅·生民》可以看作是对早期祭仪的一种诗性言说，看似简单的仪式中其实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宗教象征。农业祭时代普遍盛行“地母崇拜”和生殖崇拜，而以女性作为供奉对象。姜嫄求子、后稷降生的传说体现了古代丰产巫术的演化形式，是周人社稷崇拜的体现。“姜嫄”原意为姜水平原，傅斯年《姜原》一文称之为“姜之原”，后稷代表着“谷物”，很可能是对原始农业祭时代的记忆。

    周人以为，春夏秋冬四时更替，以及十二月的产生，是由于“五行”之气的迭相作用，《礼记·月令》有天子“五郊迎气”的制度。《国语·郑语》云：“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虞幕”指有虞氏大舜，“协风”即东南风，为生长之风，“听协风”在周代是瞽师的职责。《国语·周语上》说：“先（耕）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天子为“迎气”要做认真的准备，先由太史观察土壤的墒情，“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韦昭注：“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农祥”即房星，被尊为“灵星”，为后稷所凭附。《国语·周语下》记载伶州鸠讲述武王伐纣时的天象，“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诗经·周颂·丝衣》为祭祀灵星的诗篇，描述陈设祭品以获福禄的情景。西汉初年曾创作灵星舞，《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其舞容：“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通‘雀’）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主要模仿春耕、夏锄、秋收这一劳动过程。

    出土文献以契、后稷为“叁天子”之二，是因为后稷是周部族的始祖神，在庙祀中占有崇高地位。《逸周书·世俘解》是史家公认的最为可信的周初文献，记载武王伐商胜利后，举行“告庙”之礼，祭天祭后稷，宰杀祭牲竟达504头。对周人来说，殷灭周兴，在宗教祀典上是“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元子”既“改”以后，后稷由“庙祭”的对象，成为“郊祀”上帝的“配神”。《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克殷以后，周公“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孝经·圣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夏商周三代只有“天子”才有郊祀的资格。《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诗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后稷由庙祭到“配天”而成为郊祀对象，这一“升格”在周代国家祭祀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配天”，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就与王朝谱系有了亲缘关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也获得了终极合法性。

    后稷神位的确立，标志着西周郊庙制度的定型。《上博简一·孔子诗论》记载了孔子对《诗经》“邦风”“夏（雅）”“讼（颂）”充满睿智的反思性的评价，里面有评价后稷的内容。据陈剑先生《孔子诗论补释一则》，简16应该与简24连接，读作“夫葛之见歌也，则以絺绤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葛之见歌”指的是《诗经·周南·葛覃》一诗，葛可以织成葛布“絺绤”供人们服用，所以受到歌咏；后稷因为有文王、武王这样有“德”的后代，因而得到周人的尊崇。后稷崇拜具有祖先崇拜与圣贤崇拜结合的特点，《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云：“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养生。”《尊德义篇》论证圣人治民应以“民道”：“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儒家学派保存了许多夏商周三代的记忆，一方面凭借图书载籍，另一方面凭借悠久的祭祀礼仪。《礼记·祭法》中记载三代郊祀礼仪：“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礼记·祭法》殷、周“禘喾”来看，西周、春秋时人已认为殷、周共祖，这与姜嫄、简狄同为帝喾之妃的记忆相一致。《祭法》印证了郊禖仪式与作为国家祭典的郊祀仪式之间深刻的联系。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