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简》相继面世,一大批不为人知的先秦散文重见天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新的文献学术资料面世,都会带来一场文化学术思想的深刻变革。世纪之交的出土文献都集中在先秦,而且是以散文文献为主,这使先秦散文史研究迎来重大学术机遇。
此前文学史家讲先秦散文发展史,大都把先秦散文分为“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两大部分,认为这两个部分各有各的发展线索,彼此互不相干。讲“先秦历史散文”,论者是从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讲到《左传》《国语》《战国策》;而对“先秦诸子散文”,则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为第三阶段。这个知识体系写在大学教科书里,传授给一届又一届学生。如今,出土竹书对这个先秦散文史理论框架形成了有力的冲击。
据考古专家研究,“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入墓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偏晚,出土竹书应该是在此之前的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上博简”儒家竹书可能多出于孔门七十子之手,“郭店简”儒家竹书要稍晚一些,应该是七十子后学之作,有人说它们是子思学派的作品。
将出土竹书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可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某些传世文献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传世文献中有一批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作品,与出土竹书《民之父母》《子羔》《中弓》《孔子见季桓子》《季庚子问于孔子》等在内容和形式上相近,如《礼记》中的《檀弓》《哀公问》《曾子问》《礼运》《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儒行》,《大戴礼记》中的《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卫将军文子》《哀公问五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以及《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等。若遵出土竹书之例,大小戴《礼记》这些文章应该作于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七十子后学之手。与“郭店简”中的《缁衣》语录体形式相近的还有《礼记》中的《表记》《坊记》和《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说,以为《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皆取自《子思子》。同样,大小戴《礼记》中还有一批与上博简《内礼》相似的记载礼仪的作品,如《礼记》中的《曲礼》《文王世子》《礼器》《郊特牲》《内则》《玉藻》《明堂位》《丧服小记》《大传》《少仪》《杂记》《丧大记》《祭法》《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深衣》《投壶》,《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盛德》《明堂》《诸侯迁庙》等,这些礼学文献应该是孔子所述七十子后学所记。此前不少学者把大小戴《礼记》看作是秦汉文章,出土竹书表明,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大小戴《礼记》中确有若干秦汉文章,如《月令》《礼察》《保傅》等,但只占极少数,这两部文集中绝大多数文章应该作于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前期,它们是孔门七十子后学的作品。结合出土竹书与传世文献来看,七十子后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说理散文流派,这个流派包括七十子和他们的弟子后学,可以将他们合称为七十子后学①,他们人数多达数百人,所写的文章远不止一部《论语》,大小戴《礼记》中绝大多数文章、《孝经》、《仪礼》、郭店简以及上博简中的儒家文献,都是他们的散文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子后学散文有二百多篇②,今天所能见到的大约有一百多篇。我们可以将这些散文统称为“七十子后学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目前只有《论语》被写进中国文学史,这对七十子后学是不公平的,其实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应该承认,除那些记载礼仪的作品外,“七十子后学散文”大都具有文学价值。
出土竹书的面世,不仅为孔门七十子后学夺回了一大批作品著作权,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以全新的学术目光来审视先秦散文发展史。出土竹书中有一批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对话体散文,如《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中弓》《孔子见季桓子》《颜渊问于孔子》《史蒥问于夫子》《鲁穆公问子思》等,它们与《论语》、《孝经》、大小戴《礼记》等记载孔子言论的传世文献一样,都是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记下的。这种对话体散文形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孔子师徒之前就早已存在,它发轫于《尚书》,成熟于《国语》。《尚书》中的《西伯戡黎》《微子》《洪范》《洛诰》《顾命》等,都是商周时期的对话体散文。《国语》继《尚书》之后发展了对话体,形成了主客问答的形式格局,问句提出问题,而答语是文章的主要部分。这些商周对话体散文有一个叙事框架,不少人误以为它们是叙事散文,从而将它们归于“先秦历史散文”,而把它们与“先秦诸子散文”割裂开来。其实,商周对话体散文兼有叙事、说理的因素,而其主体是记载人物言论,这些言论有论点,有论据,应该视为说理散文。七十子后学的对话体散文与《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不是偶然的形式相似,而是七十子后学对前人的刻意传承,他们效法商周史官,采用商周记言散文形式,执笔记载孔子言行。七十子后学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创新,这就是去掉此前史官记言散文的叙事框架,使之成为纯粹的说理散文。像《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参名下十一篇文章,就是比较成熟的专题论文,我们可以说,中国纯粹的说理散文成型于七十子后学之手。七十子后学的语录体散文,也可以从《尚书》文诰中找到源头,像《盘庚》《高宗肜日》《大诰》《康诰》等,都是王侯政治言论的记录,只不过它们是以国家意志的面目出现而已。七十子后学所记载的孔子语录,在内容上由务实变为务虚,由政治变为伦理道德,文化学术意味明显增强。从七十子后学散文往下看,战国诸子散文虽然堪称百花齐放,在散文篇幅、风格、技巧、手法、逻辑结构等方面较七十子后学散文有很大发展,但从文体上看,要之不出对话体、语录体、专题论文几大文体,而这几大文体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均已基本成熟。我们完全可以说,战国诸子百家散文是沿着七十子后学的路子走下来的。将商周对话体散文、七十子后学散文与战国诸子百家散文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传承与发展。以前由于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个中枢环节被人为遮蔽,导致人们看不清先秦散文发展演变的真实脉络,所幸的是“郭店简”“上博简”等竹书相继出土,我们才能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先秦散文发展的真正历史面目。
一部先秦散文的发展史,从先秦历史散文到先秦诸子散文,并不是彼此互不相干,它们的内脉其实是相通的。只是从先秦历史散文到先秦诸子散文,其间有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就是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后学散文是先秦散文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处于上承历史记言散文、下启战国诸子百家说理文的中枢地位。这是出土竹书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出土文献呼唤新的先秦散文史。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①“七十子后学”是《汉书·艺文志》提出的概念,它泛指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后学。本文所讲的“七十子后学”内涵比《汉书·艺文志》要小得多,主要是指孔门七十子以及他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弟子。
②《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子后学文章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乐记》二十三篇、《鲁论》二十篇、《孝经》一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