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人生自然生发的亲情情感。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人的幼年与其他动物不同。一匹马或一头羊,一生下来,只要风把它的皮毛一吹干,就可以在草原上奔跑起来。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无时无刻地关照,才可度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才使得子女得于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分。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人爱自己的生命,因而爱生养他的亲人。父母与子女的爱是自然生发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因而是无条件的道德情感。相反,不践行孝道是不道德的,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孝的培育又在于父母对子女的天然情感和关照为前提。如果没有子女对父母的爱,也就没有最基本的爱的情感。子女为父母尽孝,是在子女成长懂事之后才有的。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情感相通关系,或有一个基本的移情现象,它使得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而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所以作为普遍的出发点,孝应该放在一个持续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
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从孝道上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孝治天下。孝道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的概念,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在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孟子在见到梁惠王时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这里,孟子不仅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思想。汉代的董仲舒也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本,为可一无也。”又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孝悌则不配做人,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
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人是靠不住的,私德不好必然影响政治实践。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试想,谁会相信一个连“亲亲”德性或情感都没有的人,会真心诚意地热爱他人,热爱祖国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孝。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孝为教,即为教化。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重新回顾传统孝道,首先应当看到家庭伦理尤其是孝德的重要。这也是传统孝道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启发。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尤其应当提倡这种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孝道文化,有了这样一种“大孝”精神。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好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的关系,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金钱至上的诱惑,诚信为本,合法经营,关键时刻能够为了国家利益挺身而出,为民族为国家而尽职尽力。1998年的抗洪抢险,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涌现的英雄群体,都生动说明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美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