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楼和牌楼命运的见证人

    1950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土木系和毕业于北京市立工业学校的孔庆普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建设局工作，时年22岁。他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次“城楼等古建修缮工程配合会”。在《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一书中，孔庆普先生对这个会议有极为翔实的记录：会议由市政府文物组和建设局联合召开，时间1950年11月15日，星期三，地点西单北大街114号建设局礼堂，以及参加人员。会议之后第五天，又在北京建设局召开城楼修缮工程技术工作会议（又称专业会议）。1951年春节过后，孔庆普先生拟订了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调查计划，报请局长批准。第二年3月，他被任命为隶属北京市建设局的三个“城楼调查小组”负责人，主持高强度实地调查，分别进行城墙和角楼、城楼和箭楼、牌楼和门楼调查，“所有参加城楼勘查人员每人每天补助四角钱”，并在完成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技术档案。

    1951年～1952年，孔庆普先生主持了包括东直门、阜成门、安定门城楼，以及安定门、德胜门和东便门箭楼的修缮工程，并于修缮前后进行了拍照。其间，经历了“三反运动”，有关人员对管理干部进行审查和甄别；确认中标城楼修缮工程的营造厂是不是守法厂商；原来工程营造厂的技术工人转到建设局当工人，导致这些营造厂技术工人流失和短缺。

    然而，在1952年北京城楼得到修缮的同时，一个完全相反的最高决策悄然形成。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提出：“北京是首都，要把北京建设成一座新型城市，要清除影响建设的障碍物……城墙、城门、牌楼等都是障碍物。”于是，北京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新指示，决定停止城楼修缮工程。

    第一座被拆除的是西便门，时间是1952年9月。从此，北京城墙、城楼、牌楼和门楼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和逆转，从被保护修缮到被破坏拆除。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年轻技术人员孔庆普的职业生涯也发生了180度改变。在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主持拆除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和门楼。

    首先是城墙和城楼的拆除。在1950年，按照“内九外七”之说，北京共有古代城楼16座，即内城城楼9座：正阳门(正安宫)、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外城城楼7座：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如果再加上瓮城9座、箭楼11座、闸楼2座，城楼总计是38座，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尺（关于长度单位，1985年以前执行公里、公尺、公分，1986年以后执行千米、米、厘米，等等。1公尺等于1米）。按照孔庆普先生的观点，城楼的拆除大体经历了八个时期，集中在1953年～1957年，到1969年仅存城楼1座（正阳门城楼）、箭楼2座（正阳门箭楼和德胜门箭楼）。书中特别写到西直门的拆除真相：“西直门是一座完整的城门，地下铁道二号线规划中只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瓮城，保留箭楼。1968年～1969年拆除内城西面和北面城墙期间，正值‘文革’高潮，城墙管理单位——市政工程管理处正处于两派武斗时期，对拆除城墙和城门的事情无人问津。工程部队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将西直门的城楼、瓮城、箭楼全部拆除。”任何一位对北京城和中国文化有些知识和情感的人，在这样的历史记录面前，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弥漫全身。1972年，在西直门城楼拆除之后的第三年，曾在1950年写过《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的梁思成先生71年的生命历程走到终点，也是在这一年，有着800余年历史的北京城墙被彻底拆完。

    其次是牌楼和门楼的拆除。“从1950年拆除‘履中’牌楼和‘蹈和’牌楼开始，至1956年5月拆除大高殿南牌楼止，五年来先后拆除各种牌楼24座，尚存木牌楼1座（颐和园东牌楼），混凝土牌楼4座（成贤街牌楼和国子监牌楼）。”

    作者在书中没有流露出从一个保护和修缮者转变为拆除者的任何心境。我们只能猜想，除了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之外，作为孔子后裔，他深知北京城楼和牌楼的历史价值，不可能不是悲哀和无可奈何的。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书中告诉了读者，当时民众对于拆除城楼的强烈不满。例如：“阜成门城楼于1951年刚刚修完，全楼完好。市民闻讯要拆除阜成门城楼，纷纷给《北京日报》和建设局写信，报社将信件随时转给建设局。市民的主要意见是，阜成门城楼刚刚修完不久，结构完好，又非常美丽，如此完美的一座城楼，为什么一定要拆掉它？等等。建设局于是将群众的呼声如实向市政府汇报。”

    庆幸的是，孔庆普先生在主持对北京的城墙、城门、牌楼、门楼拆除的施工过程中，在他的助手们的帮助下，对这些古建筑物的结构逐项进行考察，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和照片记录。例如，1955年8月至9月，孔庆普先生参与主持了宣武门城楼和城台的拆除工程，其间完成了宣武门城楼结构的详尽考察，包括城楼各层的柱子数量、半径，所用木材种类，城楼的台座上柱基石数量，甚至记录了城楼旧木料清单，包括不同规格的红松质地的圆木、方木和短方木的根数。城楼拆完以后，编写了包括城楼和城台的考察资料《宣武门城楼拆除工程施工总结》。孔先生特别提到，“文革”期间，他的办公室被“红卫兵”查抄，北京的城墙、城门、牌楼和门楼的结构技术资料和大部分照片丢失，幸亏单士元先生还保留了备份，并在1987年将这些资料交给了作者。如果没有单先生，也就没有了这本著作。

    北京城墙、城楼和牌楼遭到无情拆除厄运的背后，其实是北京城定位的偏失。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定位是相对理性和符合北京实际的：北京“是以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为主，以轻工业和手工业为辅的城市”。当时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总布局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老城里，老城区还包括大部分居民区，并均布幼儿园和小学、中学及服务行业；国家各部委和北京市各职能局，以及各民主党派等大机关分布在城外近郊区；近郊区的居民区内，分设幼儿园和中小学校，以及商业等服务业；风景游览区、文教区、工业区，以及菜蔬和花卉生产基地也都设置于郊区。道路建设，按照放射路与环路，以及联络线设定，形成道路网络系统。如果后来的历史按照这样的规划，北京的老城会得到顺理成章的保留，与此同时建设一个新的北京城。但是，这样理性的定位很快遭到了废弃。后人的解释是，那时中国百废待兴，缺乏管理和建设城市的资金。如果让它在一片郊区的荒地上建造一个行政区，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另外，利用当时的北京老城，是因为要面对老城存在的失业和城市垃圾等问题。显然，这样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

    孔庆普先生是少年作家子尤的舅爷爷。子尤在2000年以不到10岁的年龄写过一首关于北京城的诗，用“苍老的风”“伟大的历史重重”“天空里深不可测的声音”等文字描述他所感受到的北京城。这首诗的开头是令人震撼的：北京城，你这苍老的风，我将伴随你……一生。作为一个北京人，我羡慕孔庆普先生，他的一生都在北京度过，北京苍老的风，一直伴随着他。我的童年、少年就生活学习在故宫、北海和景山周围，城墙、城楼、牌楼、胡同、四合院都是那个岁月记忆的基本元素。然而，上山下乡和海外漂流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北京的日子。但是，不论我在哪里，北京都在我心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离乡背井岁月的延长，那个隐藏在身心之中的北京人基因在不断强化和成长。阅读这部《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被作者称为“一部纪实性科技书”，触动了我的北京基因，让我透过历史重重，看到北京的蓝天白云、红墙绿柳，让我感受到在那些消失和残存的城墙、城楼、牌楼之中的历史沧桑和深邃的无形空间，听到深不可测的声音。那个飘逝的北京，一定还在哪里存在着。

    本版文章原载于5月13日《中华读书报》，本报刊发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