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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期发挥着“国家智囊”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之初成立至今，它在为国家发展提供高质量政策建议、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坚强智力支撑的同时，也在努力建设属于自己的智库文化。对于中国智库的发展之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隆国强有着长期实践与深入思考。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义何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体制机制创新为何刻不容缓？隆国强就此进行了解读。
●记者：一个真正高水平的智库，必备要素是多样的。在您看来，其中最关键的几个要件是什么？
隆国强：智库以研究公共政策为使命，其本身也要遵循运行规律，秉持基本要求。我认为对智库而言，必须坚持以下几点：
首要的一点，客观性。中国智库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像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部分研究者习惯了唯上、唯书，满脑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总是从教科书出发推导结论。一旦发现教科书和现实运行不一致，就试图以教科书为标准去改造现实。事实上，教科书中的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往往是在特定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一样。比如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谁对谁错？都对，只是它们分别在不同条件下发挥作用。同理，中国智库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可以借助人类文明成果，但必须清醒地分析中国现实，从实际出发去考虑一项公共政策出台将会产生的效果，绝不能削足适履，把现实改造成书本上的样子。应该承认，唯实是需要理论勇气的，这是对智库客观性的一大考验。
其次，中立性，或独立性。很多人对此存在误解，认为所谓的“独立”是指智库要跟政府“切割开来”，其实不然。我们讲的客观性，不唯上，就已经界定了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中立性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是指智库研究必须超越特定的利益集团，和特定利益集团完成切割。政府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智库的核心职能就是研究公共政策，供政府选择实施、制政施政，为公共利益最大化出谋划策，怎么能跟政府切割呢？重要的是，智库绝不能与个人利益或利益集团捆绑，做出不科学的政策建言。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公共政策就是在这些不同意见的博弈中最终形成的，但一个好的智库必须做到主动和特定利益集团切割，提出公正、平衡、科学的意见。
再次，专业性。一个好的智库必须有专业精神，因为决策是科学问题，不是凭感觉来说话的。要鼓励每个专业人士在他的领域内做高水平研究。尤其在官办智库里，必须克服官本位倾向，大力倡导专业精神，以此克服一些体制机制弊端对研究带来的影响。
最后，建设性。批判社会是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能，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做社会的“啄木鸟”，能看到社会的不足，并通过批判唤醒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智库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必然有此天性，但它和一般知识分子及学术机构的区别在于：后者始于发现问题、批判现实，但批判过后大多就止步了；而智库看到问题后必须提出解决方案，“始于批判，终于建设”。可以说，智库为社会提供的总是建设性意见，是正能量。
具备了以上几点，就有了良好的智库文化。这是智库的灵魂，是智库自身不断完善的内在动力和强大支撑。
●记者：近来，中国知识界普遍有一种强烈感觉：智库发展迎来春天，知识分子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特别是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之后，更令社会各界感到振奋、充满期待。在您看来，我国现阶段如此强调智库作用有何意味？
隆国强：一句话概括，《意见》是应运而生、应时而生的，是我国政府对时代呼唤作出的具体回应和切实部署。
从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中国发展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和全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我们能否准确把握国际趋势、看清面前挑战和抓住机遇，能否清醒判断自身优势和不足，归根到底，都直接影响着决策者的决策。只有决策正确，才能为下一步施政治国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必须看到，现代社会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在此情势下，仅依靠决策者的直感和经验作出决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能拥有英明的决策者、超一流的政治家，但我们要面对的是各种层面的决策，既有宏观的顶层设计，也有具体领域的公共政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人类已有的科学理论来帮助决策。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并责无旁贷的，就是智库。智库正是在人类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更加深刻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最核心职能，就是为决策科学化提供智力支撑。
西方智库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集中涌现，大量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摆在政府面前，智库随之产生。从中国来看，我们党一直重视调查研究，很早就建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但多是以政治研究为主。真正意义上致力于政策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智库，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形成的。当时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大量的新形势新问题需要研究。现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我国国力空前强盛，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了新阶段，和前30年的情况有很大区别。从中期来看，我们已经处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三期叠加”的经济位置；更长期来看，则已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加上世界金融危机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我们制定决策所面对的形势非常复杂，决策者对智库提供科学管用的资政建议表现出强烈需求。这就是党和国家如此重视智库发展的主要原因。
●记者：“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是《意见》中的明确要求。您对这种“新格局”的构建有何认识？
隆国强：每个国家的智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都必然是成体系、多层次的。各个智库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研究水平的高下之分，在我国，还存在着不同的所属关系。因此，《意见》提出统筹推进七大类智库协调发展，“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
构建新格局，必须抓住中国智库的特色所在。“中国特色”“特”在哪儿？首先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宪法，因为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宪法决定的；其次，在我国现阶段，官办智库占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作用。实际上，虽然西方智库与此不同，但在东亚，比如韩国等国家，同样倚重官办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党政智库、高校智库、社科院智库等都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社会智库还未起到主体作用。所以，在看得见的未来，怎样把官办智库切实办好，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
怎么办好官办智库？一方面，智库之间应该相互配合、相互学习、相互竞争，在竞争中依据“有为才能有位”的原则完成分层，区分引领者、跟随者，通过良性竞争完成动态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应该坚持体制机制创新。
官办智库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现有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智库发展实际需求。现有智库机制主要从两个源头“移植”而来：一是行政机关管理体制；二是自然科学科研管理体制。我国自然科学管理制度主要参照了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关制度，已因滞后于现实而带来了很多阻碍发展的问题。所以，官办智库落实《意见》要求，最关键的是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归结而言就是体制机制创新。这也是“新型”智库所要求的“新”之一。
●记者：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您认为在体制机制上有何创新突破口和关键点？请您具体谈一谈。
隆国强：首先要探索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创新。智库是高端人才汇聚之地，智力资源是智库最核心的竞争力。智库要有具体适用的人事制度，能够把高端人才吸引进来，然后通过一定的平台和机制激发人才继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花费大力气引进了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高端人才，但他来之后无所事事，那就是失败的。对那些不能继续发挥才干或者不适合智库工作的人才，应该为其留出“出口”，让他可以流动出去。一句话：让高端人才引得来、出得去，能上能下，消除官本位。这些都要靠人事制度改革。和人事制度配套的薪酬制度也要进行相应改革。
其次，改革经费保障制度。智库归根结底是为国家发展服务的，要想使其心无旁骛、没有顾虑投入研究，就应该给予智库比较固定的经费保障。如果智库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需要依靠社会各界“募捐”来维持发展，那就很难和“金主”实现彻底的利益切割。因此，对于智库，尤其是那些有望发展成为高端智库的机构，政府应承担起保证其基本运行的责任。
再次，创新经费管理和使用制度。与西方以绩效为导向的智库经费管理方式相比，我国智库经费管理方式属于过程导向，重物不重人，很难与人的智慧付出相对应。这就一方面造成经费不足，另一方面却因为使用不当而造成经费浪费。因此，需要改革经费管理制度，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出更好的成果。
最后，还有科研管理制度、评价激励制度、国际合作制度等。目前，我国智库还没有一套从智库运作规律出发的科学管理运行制度。相信如果切实创新体制机制，抓住了这个改革的“牛鼻子”，我国智库建设一定会步入一个更新更美的发展阶段。 （本报记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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