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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对垒双方通过军事作战与政治作战两条通道展开角逐。由歼灭敌有生力量转向破击敌作战体系，标志着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嬗变，即在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支撑下，找准并打击敌作战体系的关键单元、关键节点、关键要素，以求击破一点、瘫痪整体，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体系破击的逻辑前提
军事对抗是进攻和防御的矛盾运动。要达到体系破击的目的，从手段、方式、结构三个维度来看，其基本逻辑前提就是军事对抗的矛盾运动，它包括军事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战争攻防对抗的可转换性，作战体系结构的非均衡性三个方面。
军事技术发展的内在基本矛盾，是进攻与防御的矛盾，这是由战争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在具体的交战过程中，力求获胜的交战双方以一定时期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必然采用一系列相互对立的斗争工具，如侦察器材和伪装器材，杀伤兵器和防护兵器，运输工具和障碍器材，通信手段、指挥工具和干扰器材，等等。一种攻击性兵器的出现，必然或迟或早地导致相应的防御措施的产生。而防御措施又总是为新的攻击兵器所克，从而又使新的防御手段成为必要。一部军事技术史，就是如此按照一环紧扣一环，一物为另一物所降的规律发展起来的。军事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有时进攻性军事技术长期占据军事史上的主导地位，有时，这一优势地位又很快被防御性军事技术突破而逆转，甚至在某个历史时期，军事技术的进攻与防御特性只是相对的，二者完全可以相互转化。
以战争为核心的军事实践不管在观念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必须以作战对象的存在为前提，从而致使军事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对抗”的标记。战争的开始也就是攻与防对抗的开始，战争的过程也就是敌对双方相互展开进攻与防御对抗活动的过程，战争结束则意味着进攻与防御的结束。战争的进攻与防御体现出辨证统一性、可转换性，其表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双方的改进和发展互为前提。进攻形式的发展是针对防御的，防御形式的改变又是针对进攻形式而产生的。新的进攻形式一经产生，就强迫着防御形式进行改变。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认为速射武器是有利于进攻的，但速射武器和铁丝网、堑壕等的结合，使得战争更有利于防御，于是出现了凡尔登“绞肉机”。而后，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出现了坦克。当然，战争进攻与防御对抗发展的可转换性，除了受军事技术发展水平制约外，还取决于进攻与防御的效费比。当某种新技术、新武器或新思想运用于战争之中，使得进攻与防御的效费比发生变化时，一般总会出现攻防之间的更替。
作为“体系”概念运用于作战领域的产物，作战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和多层次的综合体系，是由相互关联的若干作战要素、作战单元，按照一定的结构综合集成，并按照相应机理实施运作的有机整体。在这个作战体系中，一方面，不同作战要素和作战单元在力量强度方面存有差异，恰如“木桶理论”中有长板与短板之别一样。另一方面，该作战体系中不同作战要素和作战单元的权重也有区别，有的是整个作战体系的中枢神经，有的只是整个作战体系的局部节点。正是由于该作战体系结构具有的这种非均衡性，为实施体系破击战提供了可能，如通过切断敌作战体系运行中的关键信息链，就可能达到瘫痪敌整个作战体系的目的。
谋求非对称优势
作战体系的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由信息系统把各种作战要素、作战单元和作战系统链接成一个结构完善的“大系统”，如果其结构被破坏或者关键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就会瘫痪。当前，美国凭借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主导优势，依靠“前沿部署”与“兵力投送”的作战模式，构筑一个攻防兼备的庞大作战体系，该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及要害目标主要集中在太空、海洋及网电空间之中。倘若要谋求对其的非对称优势，就必须针对这些关键节点和要害目标，大力攻克在空间卫星、远程打击、先进潜艇及网络电磁等方面对美作战体系构成直接威胁的“杀手锏”武器装备，从而获得控制外空、打击航母及破击网电空间的力量优势。
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太空领域的军事运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太空安全对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全局性的。现代信息化战争高度依赖空间信息系统支持，太空是赢得战争的战略制高点，是获得军事优势的基础和源头，也是体系作战的关节和纽带。如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军超过90%的战略情报来自于空间侦察，半数以上的战略通信和战场通信依赖通信卫星，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离不开太空导航定位的支持，安全的太空资源已经成为其战斗力的倍增器。在美军最新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构想中，其突出强调增强空间能力的抗毁性。
在现代信息化的体系作战中，航空母舰是集侦察、预警、指挥、作战、保障的一个平台，其地位作用越来越大。由于核动力航空母舰几乎拥有无限制的航程和续航力、舰载航空联队的空中力量和能够提供重要指挥与控制能力的强大通信系统，以及为完成指定任务而调整相关装备的能力，其往往被美军派遣到陆基战术空中力量活动范围之外进行机动作战。这种机动灵活性使得美国能够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中克服路途障碍，在缺乏空军基地或在受限区域内发挥关键作战效能。显然，航空母舰已经成为美军信息化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倘若能够有效打击美国的航母，将极大地削弱美军的介入能力，对其军事力量的运用形成牵制。
网络电磁空间是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维空间。美国等发达国家越来越依赖网电空间技术与装备，因此，对强敌网电空间攻击不仅可以直接削弱其作战力量，还可以引发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使得网电空间攻击技术成为继核技术之后的又一重要战略威慑力量。目前，美国在网电空间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013年，其宣布组建40支网电作战部队，其中13支用于进攻作战，这表明美军已初步形成整体网电作战能力。美军对于网电空间技术的依赖程度与其科技的发达程度成正比。可见，一方面，国家安全直接依赖于军队的战场对抗能力；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最终建立在国家基础设施的基石上，即依赖国家的战争潜力。
夺取战争主导权
人类战争在过去呈现的主要是以武力战为标志的军事对抗，而现代信息化战争则是整体战，赢得战争胜利不仅需要高度集中作战力量，在陆、海、空、天、电等紧密相关的多领域战场获得优势，而且需要整合军事、外交、传播等多维度力量，基于战争的准备、进行及结束等不同环节，获取战争的制域权、主导战争的话语权、并从力量建设、装备创新及战争设计等方面全面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作战，必须综合运用诸军种作战力量和手段，夺取和保持陆地、空中、海上、空间、网电空间和心理认知空间的全维战场控制，这是由体系作战力量构成的多样性、作战空间构成的多维性特点决定的，是实施体系作战行动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无论哪一维空间优势和主动权的丧失，都会对其他空间的作战行动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只有在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的融合、链接下，将各维空间作战力量、各种武器装备系统和各种作战行动有机地聚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形成整体作战威力，协调一致地夺取和保持陆、海、空、天、电、心理认知等多维空间的综合控制权，最终赢得体系作战的胜利。
1990年，海湾战争标志着人类战争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信息化战争既是物质形态发展的表现，也是精神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信息化战争的先行者美国一直把信息化战争看作是物理信息战与精神信息战的叠加。1993年，美军就认为信息战有五个要素：计算机网络战、电子战、军事欺骗、作战安全和心理作战。2010年12月，美军又将“心理作战”改为“军事信息支援作战”。由此可见，信息化战争与历史上战争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信息化战争使人类战争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三个相对独立但又密切关联的作战空间：一是陆、海、空、天等组成的自然空间；二是基于物理原理的网电空间，它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空间；三是由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构成的认知空间。认知空间战略较量的武器是精神信息，凡是精神信息可以传播到的地方，都可以成为战场，它超越军事领域的范围，突破前后方的界限，跨越国界和战场，在无限的空间内发挥着巨大作用。认知空间攻防对抗的核心就是争夺话语权。谁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制度规约、技术规制，占据认知空间争夺的制高点。
在信息化战争的体系对抗中，伴随着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作战行动早已突破固定战场局限，在多维作战空间同时展开。在此情况下，攻防的难易程度和代价都发生了逆转，地利优势和阵地防护作用大为减弱，防御难度和成本也大为增加。如俄国学者加列耶夫以巡航导弹为例指出，进攻与防御之间存在着8～14倍的费效比差。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一个攻防兼备的作战体系。显然，面对着军事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攻易防难”的铁律，要确保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的优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就必须注重攻防兼备的军事力量建设。
在积极适应军事需求的同时，如何遵循基础科学动向，紧跟前沿技术发展，提出面向未来的战争设想，以“颠覆性技术”突破创造军事需求，就成为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跳出在别人发展版图上找路子的窠臼，警惕“追尾巴，照镜子”，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眼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自主发展、跨越发展、持续发展需要，研究梳理具有重要军事应用前景、具有重大引领支撑作用的基础研究成果，探索国防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培植武器装备新的技术增长点，抢占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提升武器装备建设自主创新能力，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支军队不可能两次面对同样的战争。从战争工程的角度来看，掌握战争规律的目的，就是从整体角度全面设计战争的进程，以确保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完全不同于过去“应对”战争的做法，而采用了“设计”这种主动的方式。正可谓“一流军队设计战争，二流军队应付战争，三流军队尾随战争”。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从分析战争转为设计战争，从临机应变战争转为超前制变战争，从被动参与战争转为主动管理战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未来变化莫测的信息化战争中，不至于疲于应付，丧失应有的战争主动权。
（注：“柯大文”是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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