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揭开中华前尘旧史

    琮，一种“外方内圆”的筒状玉器，是中国古代权力的象征。对玉琮情有独钟者绵延古今，其中就包括清乾隆帝，他曾将古玉琮制为笔筒，并欣然题字，“几陪清供，兴怀静赏余”。然而乾隆帝并不知道，他手上这件来自汉代的上古瑰宝，其实承载着远超汉代三千年的岁月淘洗；现如今，以“透物见人”为己任的中国考古学者，正力图透过这些精美绝伦的玉琮，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画卷复现于世人面前。

    考古学家经过近80年的工作已经证实，1936年发现的浙江良渚遗址之上，曾坐落着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史前古城之一，其面积近300万平方米，40～60米宽的城墙下铺满硕大的垫石，30余万平方米的高台上曾经矗立着壮观的殿宇，防洪坝、护城河、祭坛、作坊、居址等城市建筑更是一应俱全。但恢宏的城郭下，是否埋有彰显权贵无上权力的珍宝——良渚玉器？直到1986年，就在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庆功会前夕，埋葬有良渚最高等级权贵奢华玉石随葬的反山墓地才重见天日，其中迄今良渚出土玉石随葬最多、最齐全的反山20号墓，更是以其538件随葬品的庞大规模震惊了世人。在所有精美考究的随葬玉器中，良渚玉琮无疑是众人目光汇聚的焦点——3件玉琮出土于20号墓墓主人的右手边，1件出土于墓主人的左手边。这些玉琮看似悄然无声，却道尽了公元前3300—前2300年间良渚先民寄托其上的千言万语。而我们的故事，也便从那件沉睡于墓主人左手边、编号为“反山M20（20号墓）∶124”的玉琮说起。

    将玉之重器琮当作“王”墓中的禁脔，这是既已秉持“事死如事生”观念的良渚先民达成的普遍共识。众多考古材料证实，“M20∶124号玉琮”与其他所有已作为良渚“权贵圈”通行权力名片的玉琮一样，一方面普遍出现于良渚从早至晚的最高等级墓葬之中，放置在如墓主人手边这般最尊贵位置；另一方面，在如文家山墓地等中间等级墓地与卞家山墓地等最低等级墓地中，全然觅不到任何良渚玉琮的身影。不要小看这“你有我无”的差别，上至贵胄下至庶民，一整套围绕着玉琮等良渚玉器展开的严格等级秩序，竟在良渚墓葬中几无偏差地推行了千百年，这甚至会让一度被认为层级壁垒森严，但实际只有社会上层严格践行葬制的夏商周三代都不免“汗颜”。

    良渚玉琮能够成为权贵的专享，自然与凝结其上的高超制玉工艺密不可分。切割、管钻、减地、打磨，单是玉琮之上硬币大小的微雕纹饰，放于当今亦堪称工艺奇迹。但“M20∶124号玉琮”的制作并不如同墓出土的其他玉琮那般精致，这让人不禁推想它是迫于时间压力赶制而出以满足葬制要求的“急就章”。考古学家由此分析，这种并非罕见的“半成品”随葬现象，恰恰证明良渚权贵对玉器生产的具体环节具备控制能力，他们可以插手指挥玉器生产的具体流程以满足自己的具体需求；进而可以表明，良渚权贵之所以能用大量的玉石随葬彰显自己无可匹敌的尊贵身份，正是源于他们垄断了优质的玉料与高超的制玉工艺。这样一件玉琮半成品，告诉我们一种文化现象：我国“官营”手工业的传统，在长江之畔至少可上溯至五千年前。

    观察“M20∶124号玉琮”的纹饰发现，玉琮每个边角的四节之上，都分别刻有两组重复的图像：在上的为神人，在下的为兽面，人与兽皆双目圆睁，嘴鼻凸出，它们便是良渚玉器之上最典型的纹饰母题，考古学家称之为“神人兽面纹”；而兽面两侧与兽眼刻法相仿的是一对鸟纹，它在良渚玉琮之上的出现十分罕见，只有在高等级玉琮之上才可见它对称出现，作为人兽图案的“助力”。如此诡秘的“神人兽面纹”到底意味如何，是神像、图腾还是族徽？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众多案例又都在指明，对神人兽面纹的刻画其实潜藏着十分有迹可循的管理与传播规律，良渚权贵们很可能通过对刻纹工匠系统的控制，刻意将神人兽面这种信仰纹饰转变为了一种依等级不同而使用有别的权力符号，最终促使信仰的实践也笼罩在了权力的运转之下。这很容易会让我们联想到儒、释、道等信仰在后世中国历史当中的命运，方知如上所言之传统竟然早到五千年前便已在长江流域显出端倪，并代代相传，日后成了绵延千古的中华文化基因。

    良渚玉琮等文明结晶的重现天日，再一次让五千年后的我们，情不自禁为中华文明悠久而壮阔的源头击节赞叹、拍案称奇；它也鞭策着当代千千万万仍然由长江哺育成人的儿女们，当永怀敬畏之心，珍爱这滚涌江水，当永怀感恩之心，传颂这千古涛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