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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诗人杰弗里·希尔（Geoffrey Hill）在《九月之歌》（September Song， 1968）中，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历史。诗歌中，一个犹太孩子在集中营中遭毒气杀害，展示了苦难的深重和回忆的痛苦。在纳粹的思维中，犹太人“一直是不需要的，但也不是/不可以触碰的。”纳粹虽然仇恨犹太人，但是“在适当之时/没有遗忘或者忽略”他们，而是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这个孩子的死已经“在预料之中”：“情况发展，足够地，走向那个结局”。被“沙林毒气”杀死的犹太人的皮，被制成了“皮带”。诗歌惊叹，这是“拥有专利的恐怖”。
《九月之歌》的副标题显示，这个被毒气杀害的孩子与诗人同龄——“32年6月19日出生，42年9月24日驱逐”。他死时只有10岁。如果他还活着，应该已经是成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将自己与这个孩子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随着这个孩子的死亡，他自己的一部分也死去了。因此诗人暗示，这首诗所悼念的，与其说是这个孩子，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我为自己/写了一首悼亡诗，/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随着这个孩子的死，人性的一部分也消失了。
《九月之歌》是英国诗歌中反映犹太大屠杀的经典诗歌。它对犹太人在二战中苦难的再现是形象的、生动的，同时也是含蓄的、暗示性的。大屠杀发生时，作者希尔只有10岁。他没有见证大屠杀的惨烈，更谈不上亲眼看见。他的再现是一种想象，是艺术的重现，是各种历史素材的集合和凝练。著名哲学家阿多诺曾经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他暗示，历史已经过去，真相已经不可想象、不可认知，任何再现的努力都是徒劳，甚至说是对那段历史的歪曲，因此用诗歌再现历史是“残忍的”。
希尔完全明白这一点，他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对诗歌自身表现力的怀疑——语言再丰厚、再细腻，在这样的历史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九月的葡萄在藤上丰满。玫瑰/花瓣从墙上掉落。”他完全知道，从他眼前飘过的“烟”，并不是来自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而可能只是来自平常人家的炊烟。他只好感叹：“这些已经足够，这些超出了足够”。这首诗反映了“大屠杀叙事”所面临的一个尴尬：首先，诗歌需要反映那段历史；但问题是，它无法全部、真实地反映那段历史。
二
在英国的二战记忆中，更深刻、更真切的是伦敦的大轰炸。著名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Eliot）在诗歌名篇《四个四重奏》之四：《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拂晓前难以确定的时刻/慢慢长夜接近终结/又回复到无终点，/吐着火舌的黑鸽/ 在它飞归而消失在视界之外［时］……在硝烟升起的三个街区之间，我遇见了一个行人”。1940年法国陷落之后，德国法西斯企图乘胜追击，征服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但是，海峡构成一道他们无法逾越的屏障，他们只能对伦敦发起狂轰滥炸，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伦敦闪电战”（London Blitz）。
艾略特所说的“黑鸽”其实就是德国的轰炸机。它们在拂晓时分，在伦敦上空投下了罪恶的炸弹，即所谓的“火舌”。然后，它们“飞归”基地，消失在天边。艾略特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曾做过值夜员。他在大楼顶上观察放哨，防范敌机来袭。他看到了这样的情景——遭到轰炸后的伦敦街头空无一人，一片死寂；街区被炸弹点燃，四处有火焰闪光，酷似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在这个但丁式的地狱中，艾略特碰到了一个鬼魂。“我曾认识他，但早已忘记，只依稀记得/他既是一个人，又是许多人”。
这个“复合鬼魂”是艾略特的前辈诗人叶芝、斯威夫特等等，艾略特与鬼魂的地狱邂逅与但丁的《神曲》形成了一种平行对应。我们可以想象艾略特对伦敦闪电战的感受，以及他所看到的伦敦劫后的萧条景象。诗歌继续说：“俯冲的鸽子/带着炽烈的恐怖火焰/划破长空，那火舌宣告了/人涤除罪愆和过错的途径。”艾略特在诗歌中并没有谴责。作为基督徒，他似乎将这些轰炸视为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是谁设计了这些折磨？”诗歌回答说，是“爱”。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烈火，从烈火中得到拯救”。在这里，艾略特的诗歌显然有一种超越政治的冲动，一种从宗教角度来解读历史的企图。
三
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的二战诗歌表现出了几乎同样的诗学特征。他与另一位作家伊舍伍德于1938年2月来到中国，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回国后，两人合著了《战地行》（Journey to War）一书，内容包括他们到达中国前的旅程诗歌，到达中国后的旅行日记、摄影作品和27首十四行诗（诗取名为《在战时》）。这些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中国的抗战历史，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表现出与艾略特类似的、超越政治的叙事倾向。
《在战时》第14首描写了日本飞机对汉口的轰炸。“天空骚动，/像一个发烧的额头。”紧接着，“探照灯”照亮了人们无法相信、认为不可能存在的景象，“让我们惊讶”“使我们痛哭”。据书中的“旅行日记”记载，1938年3月15日晚，日本飞机对汉口进行了疯狂轰炸——“警报声”响起，街道上“空无一人”，然后“那沉闷、具有冲击力炸弹隆隆地投下……你可以看到日本飞机投弹后，炸弹猩红的爆炸以及四处喷溅的可恶的火星。”（《战地行》71）
奥登将敌机来袭、搅动平静的天空，比喻为“额头发烧”。乍一看，这个比喻有点奇怪。但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会发现，它有许多的合理性。首先，天空就像一个人的额头，敌机就像病菌，使它患病发烧。其次，战争本身就像是疾病，正在中国蔓延，残害中国的百姓。“旅行日记”对这次轰炸进行了进一步描写：“突然，在那里它们有六架，排着队形，在高空飞行。就像显微镜突然聚焦，显示出一种致命疾病的病菌。它们飞过、闪亮、微小、致命、感染了夜空。”飞机轰鸣、防空炮火、炸弹降落，“像贝多芬的交响乐一样雄壮。”
虽然贝多芬交响乐的比喻有一点玩世不恭，但这些描写很生动、很形象，反映了具体的战争景象。然而，像艾略特一样，奥登对历史的叙事很超然。他将战争放入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场景，把它作为人类错误选择的一个事例。在第11首中，上帝给了人类“鸽子”和“鹰”。人类选择了后者，并从鹰那里“学到了许多杀戮的技艺”。
四
美国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对二战的叙事更有一种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互交叉的倾向。她在历史中为自己的私人生活找到了一个非凡的比喻，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我们难以分清她在写家庭，还是在写历史。在著名的《爹爹》（Daddy）一诗中，她描写了与父亲和丈夫的微妙关系，凸显了男性的专制与女性的柔弱。不过，这是诗歌的表面意思。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就会看见二战的历史在这个女性主义的叙事中逐渐突显出来。
普拉斯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人，并可能有犹太血统。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家庭内部就上演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诗歌中，父亲的形象很高大，像一个男神——“一个巨型雕塑”“像大理石一样沉重”。同时，高大的父亲与纳粹的形象逐渐重合。“我一直都害怕你，你的纳粹空军模样、夸夸其谈，你整齐的八字胡，你的阿里安蓝眼睛，坦克手、坦克手，哦，你——”
在诗歌中，父亲的专制在对纳粹酷刑的描写中得以呈现，女儿扮演了酷刑的受害者。“刑具、刑具加身，/发出咔咔声，我像是犹太人。/被送到达豪、奥斯维辛、贝尔森的犹太人”。女儿自比犹太受害者，在三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然而，她不但没有痛恨父亲，反而对父亲怀有一种受虐狂式的迷恋。
我们知道，普拉斯的父亲在她10岁时就已经去世。在诗歌中，女儿对父亲的迷恋使她多次自杀，为了到阴间与父亲团聚。她将情感投射到另一个男人身上，并希望通过丈夫来摆脱折磨她的父亲。丈夫是与父亲一样的男人，他“把我可怜、鲜红的心咬成了两半”。女性主义的抱怨并不是诗歌的最终意义，诗歌表现了女儿逐渐从迷恋中挣脱出来、克服畸形的恋父情结的痛苦过程。
我们看到，英美诗歌在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出的一些特殊的、具体的叙事特征。他们要么是超越，要么是比喻，要么表现出对语言的不自信。我们无法诟病诗人们的选择，因为诗歌有其特定的认知目标。但是，这显示出用诗歌来反映历史的某些特点或局限性。诗歌与历史不同，作为艺术，它有自身需要遵循的规律和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超越当下，超越具体的人和事，成为一种对人性的永恒思考。不管这正确与否，这是西方诗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读这些英美二战诗歌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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