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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花白，一身黑色的呢子大衣，一条深蓝色的围巾，耄耋之年的老者，提起手中的拐杖，坚毅地迈步向前。看到收入《任继愈文集》的这张照片，熟悉任继愈的人们，不禁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即使不大熟悉他的年轻读者，或多或少，也能感受到这位著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的儒雅与赤诚。
任继愈在世时，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文献典籍整理，坚持不为自己编纂全集的原则。在他辞世六年后，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申等学者搜集整理的《任继愈文集》日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套全10册、近400万字的文集，使得任继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终于有了一个系统的整理和总结。
皓首穷经不出全集
任继愈有一个座右铭：“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这位追索学问永远不知足的学者，一生坚持“三不主义”：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
“当任先生病重的时候，我也考虑过由国家图书馆给先生编全集。后来还是尊重了先生的意愿。”与任继愈共事多年的詹福瑞，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先生不出全集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别人的全集我都不看，因为全集把精华收进去了，不是精华的也收进去了，所以还是不要出全集。”
当年，任继愈预测，20年之后中国文化将迎来发展的高峰期、鼎盛期，他认为他们那辈学者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文献整理工作，给后人、给文化发展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坐镇国家图书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生先后主持编纂了《中华大藏经》、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中华大典》，主持出版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詹福瑞说，直到去世前，任继愈还在主持《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纂工作，可谓皓首穷经，“先生是为了国家文化发展的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计划，放弃了整理自己文稿的意愿。”
任继愈辞世后，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历史学家张岂之一直期待着一部能够反映任继愈学术全貌的文集出版。“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同日先后辞世，这两位学者同为学术大家，但文集出版情况却大不相同。”张岂之说，季羡林在世时，《季羡林全集》和《季羡林文集》都已经出版。任继愈生前只出版过两本选集，一本是1991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其时任继愈的创作高潮尚未到来，很多重要文章没有收入；另一本是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而相比于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宏富著述，25万字的篇幅显得十分单薄。
六十余载纵横史哲
出版一部《任继愈文集》，不仅是学术界的期待，也是任继愈诸多同事、弟子、亲属的心愿。
2010年10月，一份“《任继愈文集》征稿启事”见诸报端，刚刚成立的《任继愈文集》编辑筹备委员会面向社会征集书信、未刊手稿、图书序跋、讲话录音记录、各类题字词等稿件，这标志着《任继愈文集》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除此之外，编辑筹备委员会还通过国家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利用电子数据库系统搜集任继愈在报刊、会议上发表的各类文章。从1941年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撰写的毕业论文《理学探源》，到发表在2009年《图书馆杂志》第7期的《我向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呐喊〉值得一读再读》，横跨任继愈60余载学术生涯的近千篇文稿，一一呈现在编者面前，宗教学与科学无神论、中国哲学史、佛教、儒教、道教、古籍整理、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无不涉及。
与此同时，对于文集类出版项目一向非常谨慎的国家出版基金，也向《任继愈文集》伸出了橄榄枝。评审专家认为，对当前学术界来说，任继愈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编辑出版《任继愈文集》，系统整理和总结任继愈一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不仅是对任继愈学术成果的传承，更是对其治学理念的弘扬。
读到盼望已久的《任继愈文集》，张岂之十分欣喜：“尽管我还没有看完全10册，但光‘史学研究’这一辑就看了好几遍，其中很多文章从前都没有读过。从这一辑来看，任继愈不仅给大杂志写文章，而且给地方上的小杂志写文章，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可以说，《任继愈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出版界的大事，而且是我国人文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任先生的视野是宽阔的，思考是深邃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任继愈研究会会长杜继文看来，作为人文学者的任继愈，对于“天下兴亡”的关切与责任感是强烈而且自觉的，因此研究任继愈的学术思想不能局限于某个学科、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汇集了任继愈各领域研究成果的《任继愈文集》，恰恰能帮助人们扩大视野、开辟新的研究范围。
（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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