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赣北的一个小山村。如水般流逝的幼年光华,散落在田野之间。偶尔去一趟县城,我的眼睛保持着高度的敏锐,在大街小巷搜寻糖纸的影子,成为一个专项的拾荒者。小小的糖纸是那般无辜,成了乡村少年的“俘虏”,从城市流落到村野,不过它们旋即反客为主,霸占我的行囊,填充了我的童年时光。
那时,书是稀罕物,书的概念就是教科书。每当拿到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课本,散发出的油墨芬芳,足以让我兴奋莫名。回家头等大事就是寻出旧报纸,经过一番精心剪裁,给书穿上简陋、粗糙的外衣,以微薄之力提高它们的保鲜期限。由于学校地处偏僻,课本往往无法得到及时供应,开学的日子无限期推迟。那是一场煎熬,日子过得比影子长。我的家毗邻公路,距离学校不过百米有余。我时常倚在院墙门外,向路的一端张望,期盼曙光的莅临。当那种乡村路上少见的货车徐徐驶来之时,相信我的双眼放射出动人的光芒。我紧跟着货车奔跑,我喘着气,内心长舒一口气。尘土在我的眼睛、鼻子、嘴巴周围飞扬,我的心里却有了尘埃落定的踏实感,步子欢实有力。
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明了书不只是课本,县城里也不只有色彩斑斓的糖纸,还有一个叫新华书店的地方,那里有书在开花,在明灯,在造梦,在暖心。我是那么急切地见异思迁,投入了书的汪洋大海。就这样,我近乎冷酷地挥别了自己的“糖纸时代”,步入还在茁壮生长的“读书时代”。
既然是一个“时代”,自然有其标杆性的物什与节点。我的“读书时代”,绕不开一本《文化苦旅》。1998年,长江水是那般不懂得节制,汪洋恣肆地铺陈它的威猛与蛮力。我当时即将步入高三,学校被水围困,家成了一个茫茫无着的所在。语文老师查和平的家,就在我们学生宿舍顶层。我们有时到他家里瞅一眼电视,打发高考重压下的思乡时光。一天,他递给我一本书,说可以读一读。我一口气读了下来,又一口气读了第二遍。我猛然意识到,书里的世界原来这般辽阔、无垠,这个世界原来如此饱满、丰盈。窗外滔滔洪水已然在内心退却,潮湿幽暗的居所变得明亮通透起来。书在颔首,在招引,在抒怀,在燃烧。此时的我,双脚最远只在市区留下过印痕,车程仅半小时。我暗暗下定决心,我要远走,向着远方。我提起笔,写了人生历程中的首篇大文章,字填满了一整本的方格作文本。这是一篇鲜嫩、直观的读后感,也是知识存储的一次爆炸性的吐纳。老师很珍惜懵懂少年的一次宣誓,依稀记得他在文末写有一段批语,大意是今后要保证每年读几本好书。
怀揣恩师的嘱托,1999年8月,我平生见着的第一辆火车,载着我来到首都北京。美好的大学时光,一寸一寸地由书度量。视野洞开,胃口膨胀,在阅读的路上拐了不少的弯道,对书的遴选也变得严苛起来。就像当初抛弃糖纸,我也试图搁置《文化苦旅》的影响,开始以个性化的视角在书的世界里跋涉,向伟大经典汲取营养。现在的生活过得急促、无常,潮流浩荡,牵引着你我兴冲冲地往前奔走,日子比影子还要短、还要暗。幸甚尚有好书陪伴。刚刚读毕《安娜·卡列尼娜》,我重新找回那种久违的踏实感,感到亲人故友正在投来一个温暖的怀抱。物质生活孕育出的欲望犹如有形的鞭子,抽打在身,团团旋转,伤痕累累。好书犹如无形的梯子,一节一节地铺设通道,引领人向上攀爬,抵达精神至境,手指碰触漫天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