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数十载的大家情怀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举办了“中国现代作家珍稀手迹展”，展出了80多幅中国现代名人作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往来信函、亲笔手迹。展出的这些信札均是来自于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丁玲等现代大家亲笔书写，内容涉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向这些作家约稿的往来信函的回复，以及关于书稿设计及内容询问答疑或修改的讨论。

手迹透出大家性格

    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墨迹，泛黄的信纸体现着不一样的作家性格。或豪放，或娟秀，或质朴的字体，凸显出现代作家们的人格魅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的介绍下，数十幅被装裱的信件生动地再现了当年作家为讨论书稿写下的笔墨。

    巴金在1952年给人文社首任社长冯雪峰写的一封信中，洋洋洒洒地用草书在一张像是随手拈来的信纸上写道：“雪峰同志，我回到上海已有十天光景，文章未写出一篇。《家》看过一遍，改了一些字句。现在把修改本寄上，请您斟酌，是否可以付排……”大半张信纸从右向左竖排书写，整封信札从多方面体现了巴金先生性格中直爽、可爱的一面，同时不乏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适夷同志：光潜译笔正确，全文无大错误。原稿及书退还，并附致光潜函，请连同原稿交他，以使订正。致敬！”落款“舍”。这封来自老舍先生写给人文社总编辑楼适夷的短信，用红色的墨水在一块便签纸上书写，红色的行楷字体整齐不失流畅，老舍先生的优雅与敬业精神跃然纸上。

    最有特色的要数丰子恺在1955年就翻译《猎人笔记》一书的细节给人文社的信函。其中一封写道：“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同志惠鉴：前寄上一函，拜托改正《猎人笔记》中一个字，想蒙代劳。今又发觉有两处要改，不知时间是否许可。今另纸写奉，倘时间许可，仍请劳神查改。屡次相读，甚是抱歉！但为力求译本接近完善，亦不遑顾惜矣，此致 敬礼。”落款“丰子恺上，九月二十八日，另附纸”。丰子恺先生的信函个人特点十分鲜明，手绘的简笔画印在信纸上，图案有的是渔夫，有的是花卉，从右往左竖排书写的字体娟秀、整洁，充分体现了丰子恺既作为文人修改译稿的认真态度，又有作为画家散发的文艺情怀。

往来信件见证名作出版

    在这一封封的作家信函中，充满着对文学、对学术知识的追求与探讨，每封手迹承载着一本名家著作诞生前的完善之路。

    除了上文三位现代文学大家的手迹，在与人文社往来的书信中，宋强推荐了一封非常经典的书信，书稿上共有4个人的字迹批注，最早是1958年朱光潜写给周扬的一封信，内容是关于出版其译作贝奈戴托·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关于信件背后的故事，宋强介绍：“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收到朱光潜的来信后，即在信纸上批注，写给当时的人文社社长王任叔，推荐这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如果不合适，就改为新文艺出版社或三联出版。”因考虑到该书在当时是未定评的作品，有一定争议性，王任叔再次在这封信上批注，推荐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郑效洵是当时的副总编辑，这下面是他写的意见‘同意任叔同志意见，印发可予控制’。”整个信纸由朱光潜起笔，辗转到郑效洵，历经四个人之手，见证了《美学原理》这本著作出版的艰辛与不易。

    而在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前，也有着多次校对与修改。在解释郭沫若关于书稿的错误给人文社的回信时，宋强说：“老一辈的编辑工作态度都很认真，学识也很渊博。当时社里组织了两个编辑，一个是古典文学方面的周汝昌，也就是著名的红学家，另一个是现代文学方面的陈早春，后来也是我们的社长。”两位编辑把郭沫若的稿件读完后，均写了十几页审稿意见，大小有现在的A3纸那么大，内容既有对稿子的肯定，也有一些问题指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为了尊重作家，他们都不会在原稿上直接修改，而是用胶水贴一个条子。光是《李白与杜甫》这本书，当时就贴了两百多处。”

    这次现代作家手迹展览吸引了许多前来参观的人，其中甚至有老年人拿着本子逐条摘录着这些珍贵的信件。展出的80多幅手迹只是茫茫信函的沧海一粟，许多来自名家的珍贵手迹、书札、原稿还在妥善地保存着，经历着时间的积淀。在电子印刷发展迅速的今天，手写的信函显得尤为可贵。

    （本报通讯员 韩畅 本报记者 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