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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G20）是一个非正式对话性质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由八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及其余十二个重要的经济体（欧盟、中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尼、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组成。其成立的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G20成员人口约有40亿，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从经济总量上来说，在全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对话机制上来说，2014年G20第九次首脑峰会探讨的议题已由早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防止金融危机，扩展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各国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并第一次为全球经济增长提出倡议性质的五年目标。因此，G20已逐步转型成为全球性问题协商与对话的重要平台。G20第十次首脑会议将于2016年在中国召开。
即将到来的第十次首脑峰会，考验着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建设中的推动力和话语权。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旧的全球治理结构已不能反映最近30年全球发展的最新成果，需要对现有的治理结构进行修正和完善。G20具有相对高效的协调能力，尽管它属于非正式磋商机制，但该机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经济层面比政治层面具有更大的协调弹性，能够对重大事件做出及时的响应，并有可能通过协商把临时的响应逐步变成长期贯彻的机制。
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全球贸易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投资等领域进行新的探索和部署，在一些方面影响到原有的利益格局。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利用G20中国峰会召开的契机，掌握会议东道国的主动权，通过对议题的把握和引导，在与参会国家充分酝酿沟通的基础上，充分阐述中国和众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立场，推动G20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建设性组织，并把行动计划与评估机制引入G20峰会之后的后续工作，把G20建设成为实质性的最高全球治理对话平台，并在本次会议中确立中国在其中将要发挥的核心作用，是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
可以发现，G20峰会的会议议题，自1999年至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务虚逐步转向务实。一是从金融领域逐渐转向实体经济。G20成立之初，主要的功能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慢慢渗透到实体层面，并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逐步蔓延，衍生出各种“并发症”时，峰会关注的议题开始转向如何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和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金融危机过后，到了各国深刻反思这一结构失衡问题的时候了，将重心转移到实体层面的治理就显得尤为必要。二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声音逐渐受到重视。三是开始关注微观经济层面，开始致力于解决微观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近年来，G20非常重视与国际商会（ICC）、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交叉合作，成立“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成为各成员国工商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平台。相应地，作为重要的民间经贸组织，国际商会也成立“国际商会G20首席执行官咨询组”（ICC G20 CEO Advisory Group），这从机制上保证G20峰会的议题不是由各国领导人在宏观层面凭空设想，而是经过一个“自下而上”的反馈环节，具有一定的民间基础。
作为G20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将于2016年主办会议。在大型国际对话的筹备中，东道国一般都具有设定和引导议题的先天优势。我国有关部门，包括财政、货币、贸易政策部门，承办城市地方政府，工商业界，学界与智库等，都应尽早地对议题设定的一般原则和主要方向进行充分讨论，以便于尽早确定，未雨绸缪。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应当是谋求其他G20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新兴经济体的理解与广泛支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需要尽量避开冲突，取得发达经济体的谅解与合作。而提出有效、可实施的机制设计方案，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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