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武功的纪实摄影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纪实摄影的概念在中国越来越引人瞩目，近年则大有被当代艺术摄影所淹没、替代的趋势。我想谈谈中国的纪实摄影，尤其是在中国纪实摄影领域早就大名鼎鼎的胡武功。虽然有大量评论他及“陕西摄影群体”的文章，但回归到具体的人，我想有必要阐述他的个性特质——叛逆与思辨的价值。

    叛逆与思辨在成就自我的路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看过胡武功20世纪70年代在部队和转业到地方报社初期所拍摄的照片，那个年代新闻照片的拍摄方法是：首先确定主题内容，然后挑选形象好的被摄人，诱导画面需要的动作、表情。这是约定俗成的套路，很多同时代的摄影记者就这么一直干到退休。但是胡武功性格叛逆，没过多久便感到虚假。他觉得这些照片跟自己看到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决心告别这一套，拍摄自己眼睛看到的日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胡武功摒弃了“艺术”，扬弃了“新闻”，虽然四面楚歌，但并没有妥协。他大量拍摄身边日常生活的作品，勤奋撰写对摄影、社会的思考，这个小伙子就这样成为了中国纪实摄影的主将之一。

    在长时期与僵化、唯美势力的较量中，胡武功既是一位用自己的照片去抗衡对手的实践者，又是一位与理论并行的思想者，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活动组织者。1988年，他带领“陕西摄影群体”策划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响亮地提出“尊重历史、发扬民主、张扬个性、鼓励创新”的口号，并在征稿与评选中执着地承担这些使命。那次比赛发掘了关于共和国历史系列的组照，作品以前所未有的观察力度展示了共和国的艰巨历程，例如李振盛的文革系列（1966-1975），已经成为了让世界了解、记忆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公开揭示了新闻报道“假照片”的真相，成为反思摄影与政治纠葛的标本；审视了中国摄影1949年至1987年以来，新闻摄影者的主体意识、纪实摄影者的历史视点和艺术摄影者个性追求，并以民间个体行为去梳理国家视觉记忆。

    胡武功认为：“纪实摄影应该成为人性、人本的最直接见证物。千千万万人用生活自身的形式体现自我的生存状态，集合起来就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取向。”2003年，他又携手王璜生、安哥策划了《中国人本》大型纪实摄影展，与《艰巨历程》不同的是《中国人本》在许多国家巡回展出，对于世界了解中国有着莫大的帮助。

    近年来，社会提供给个人命运变化的机遇前所未有地增大。换言之，诱惑也在增大。在这样的现实中，青年人的叛逆精神容易在丰富的物资化中消解，急功近利的念头此起彼伏。从摄影圈来讲，当代艺术摄影因为意识形态日益宽容，加之经济之手推波助澜，吸引了大批的摄影人投身其中，反衬出纪实摄影领域的艰难，也囿于摄影界人士的知识结构与视觉修养，常使纪实摄影变得千篇一律。但是，胡武功身上所具有的叛逆精神，则使很多效仿者一直望而却步。在物资化的现实中，叛逆常常意味着失去很多实惠。叛逆的性格一旦从摄影人身上抽离，怀疑与批判精神也无从生根。由此，思辨也会演变成文字的游戏。

    纪实摄影是历史的切片，是针对人的历史的具体化，是现实和历史发生关系的证据，更是直接干预现实的发言。约在三十年前，胡武功说过一句很牛的话：“摄影是自为之人盗取自在之人的灵魂。”说得精彩！灵魂附体，体附照片，对应着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纪实摄影的命门是当代人的具体化，也包括了拍摄者立场、观点、才华的具体化，在今天，想孤立地通过“图式”寻找摄影的出路已经无路可循。只有整合图像与现实、历史、社会等各种因素之关系，才能使摄影担当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