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选择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纪念。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中国人民的抵抗方式具有独特性，令人寻味。

 

全民大迁徙和文化板块的大转移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叫嚣要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

 

    随着北平古都陷落，北方的机关、学校、各类事业与团体纷纷撤离，形成滚滚洪流。而许多民办企业则悲壮地毁产离开。

 

    中国军队组织淞沪会战，阻止日军的路线，为举国性的大转移争取了时机。

 

    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选择。”

 

    在“国难”面前，很多人的选择，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选择。

 

    人们带走了大量的设施、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暂时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和部分国土，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

 

    京华著名诗人陈三立因忧国绝食而亡，其子史家陈寅恪拒绝日军的请帖，随学校撤到滇南。他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诗句。这里面既有国力羸弱、战局悬殊的现实感慨，更有作为一个近代史家所承受的历史悲凉感。

 

    在决定了学校“南迁”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家乡去见父亲。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

 

    老父闻之目光炯炯。老人在送走了儿子后，避之深山，后来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

 

    当中学生邓稼先准备逃离敌占区时，父亲邓以蛰在送别儿子时，说了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父作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北大哲学系主任，他说这话并非是对自己学科的否定，而是中华文明面对法西斯强暴发出的一种自强的呐喊。

 

    这一番叮咛，仿佛岳母的“精忠报国”，刺进了邓稼先的身体。少年邓稼先注定要为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逆转命运而付出自己的一切。他最终成为新中国“两弹元勋”。

 

    杨振宁后来写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地，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暮年者殉国，中年人出走，少年人反抗，充满复国的勇气。这就是“多难兴邦”。

 

    例子虽然是学界的，但其实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崇高精神。“气节”和“不愿做奴隶”的顽强意识，引领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自发地和有组织地脱离敌占区，到大后方去，准备投入长期的战斗。

 

    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在策划和指导着这场大转移。一批以“气节”著称的“战时大学”出现在贫困和被轰炸的国土上。

 

    当美国学者易舍强关注和研究这段历史时，他指出“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而其实，这样大规模的人口和单位的迁徙，成功转移与安置，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奇观。

 

    正是在这种全民族的精神与物资的大转移下，文化的板块才可能转移，灿若群星之首的“西南联大”也才可能存在八年，拥有源源不绝的生源和支撑力量。

 

战火中的人文整合与民众的大融合

 

    在台北，西南联大昔日的学生姚秀彦女士对我说：

 

    “抗战精神，不是一个口头上的说教。大家都是自然而然的。军民合一。老师啊，同学啊，门口摆小摊的，卖面条的，大家天天都要面对，都不用宣传。

 

    整个精神凝聚力非常强，对人和人没有排斥。

 

    那个时候，都关心前方的情况。所以军人的讲演，都是很受欢迎的。军人在前方，我们在后方，实际上我们是一体的。抗战时期，军人和学生以及老百姓的界限打破了。他们在前方杀敌，很受社会尊重。”

 

    姚秀彦的同学嫁给军人，她也嫁给了军人。

 

    在台北姚女士家，我看到墙上有一张由国民政府国防部颁发给她丈夫的滇西大战奖状。它是岁月的明证，所以这个家庭辗转跨海依然保存着它。

 

    世人皆知，陈香梅选择陈纳德将军，代表的是一代女性对解救民族危困的英雄的爱慕。

 

    这种在战争冲击下的文化与精神的跨界整合，早在大转移中就开始了。

 

    当学子任继愈放假回家，看到报纸上登有北大南迁的消息，便和众多学子一样，奔向长沙，去转移了的学校完成学业。学校很快转移昆明。任继愈参加了“湘黔滇步行团”。张治中将军给大家发军服，并派一位姓黄的团长率领师生们徒步而行。黄团长保护着这些走出象牙塔的师生，走过贫瘠的土地。途中得到乡绅们的援助，又与土匪打交道，劝说这些草莽英雄去投奔抗日队伍。

 

    任继愈对我说：“中国底层的人民很穷，生活很苦，但是当亡国奴，他不愿意！”

 

    底层人民的这种骨气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流亡路上的师生。

 

    在途中，闻一多赞美“庄稼老粗汉”的血气。诗人穆旦写下了动情的诗篇《赞美》：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啊，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任继愈在步行中决定了他毕生研究中国哲学的事业。

 

    南迁之后的漫长生活，对于大后方和迁徙的人们都是一个考验。没有人埋怨要接纳突然涌来的人群。相反，当地人民以一种迎接新潮流的兴奋，热情地向这些外来者学习。

 

    地域的藩篱被打破了，一些学子娶了昆明的姑娘。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公子也在其中。

 

    学者们的调查与研究转向了他们所寄身的土地。

 

    吴宓在昆明南屏大戏院的放映中完成他最辉煌的电影译著《魂断蓝桥》《翠堤春晓》。

 

    费孝通的著作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的关切，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经典书目。

 

民族复兴的伏笔

 

    我们这个民族在战火中埋下了“东山再起”的伏笔。

 

    知识分子们在这危亡关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朱自清先生称之为“弦诵不绝”。那就是“读书救国”“教育救国”。正是这些“战时大学”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在那个时代“掉链子”。它的作用在这个民族走向复兴之路时显现出来。

 

    假如今天拉出一个“战时大学”人才系列，进行一次中国大学“人才大盘点”，对现实的中国教育必将发生强烈的观照效应。

 

    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的日子里，在那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领域里，一大批“战时大学”培育的人才临危受命，扛起这个民族的脊梁。

 

    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而在“两弹一星”元勋功臣中，有12位出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更早为中国争得世界殊荣的杨振宁与李政道，双双获诺贝尔奖；国内还有两位贡献也在这个级别上的科学家钮经义和邹承鲁，人工胰岛素的发现者，都是西南联大学生。

 

    从去年秋天到今春，一些非常重要的词汇反复被人们提到和使用。这就是：“法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

 

    回顾新中国立法，董必武、彭真、王汉斌等都是关键性的人物。

 

    在那部重量级电视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人们看到彭真在这个历史时刻接受立法的使命。

 

    当年在彭真的背后，具体事务的执行者王汉斌，也是西南联大学子。

 

    从1979年7月到1997年12月，由王汉斌参与或主持起草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共231部。时间之短，数量之大，在世界立法史上也是罕见的。

 

    七十多年前的那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是直接针对一伙灭绝人性的世界公敌。他们公开向全人类宣战，要消灭其他种族和其他文化。例如，日本军队占据南开大学后，是先抢书，再焚烧的；再如，他们对大学群体是追踪轰炸的。因为有情报，很准确地轰炸了长沙临时大学，后来轰炸昆明文林街，也是对准了西南联大的。

 

    日本人收买文化汉奸，试图挫败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所以，至今，我以为文界对周作人之类的文字是不好太作赞美的。

 

    中国人民的抵抗，反映出一个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对这场战争的敏感性和保存自己种族与文化的坚定信念。

 

    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人说到“传统”，常常对接汉唐和明清。而我以为，中华民族这一段抗战中所创造的精神历史，才是对当代人最切近、最值得切磋的传统文化啊！

 

    （作者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后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压题图为当年西南联大的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