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3日至26日,在第10届半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61部佳作角逐这一至高荣誉。15名评委来自德国、美国、意大利、爱尔兰、波兰、挪威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其中一位中国评委尤为引人注目。他中等个儿,平头,有着一笑就眯了眼的灿烂笑容。每次紧张而严谨的节目评定时,评委们都会把目光转向这位中国人:“Bibo你怎么看?”他已然成为评委中的核心人物,他就是中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梁碧波。
梁碧波是四川人,四川话里管成功人士不叫“大腕”,而叫“大腿”,梁碧波很早就被叫作“梁大腿”。现在,他的正式头衔是中央新影集团梁碧波工作室总监,成都电视台专家工作室专家。
从2004年至今,梁碧波已是第12次在国外电影节担任国际评委了。自从1997年第一次获得第20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特别奖以来,他已获6项国际大奖,15次国际入围。
梁碧波还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在电视界十分罕见。
1963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毕业于四川绵阳农业专科学校的梁碧波,走过怎样的人生之路?近日,记者走近了这位中国纪录片领域的风云人物。
团委书记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人人摩拳擦掌,一心想着要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那时,流行的歌曲是“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交给了你交给了我……”积极向上、家国天下的情怀让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理想。
1983年,梁碧波从四川绵阳农业专科学校(现西南科技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农科院。他思想活跃、说话幽默,很快当上了院团委书记。
“团委书记又莫得权又莫得钱,要搞活动就得靠忽悠。”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梁碧波用地道的四川话幽默地说,“我把农科院下属的18个研究所的团支部书记都鼓动起来,经常组织活动。”
梁碧波的眼中闪着光,仿佛回到了那火热的燃情岁月。他的夫人张老师也在一旁补充:“那时的四川农科院有200多名刚分来的大学生,经常跟着他耍,是农科院最好耍最活跃的时候。”
除了共青团活动,科研单位的年轻人自有独特的风尚。他们崇尚学习,崇尚考研,崇尚讲英语,大家聚在一起时常用英语聊天。梁碧波不想考研,但晚上没事干的时候,他就在宿舍里做高等数学题玩,一道题做几个晚上,在严密的数理运算中自娱自乐。
三年团委书记之后,梁碧波成了真正的“泥腿子”。
起初,梁碧波被派到内江市资阳县丰裕乡农技站,搞了一年的红薯、玉米、水稻等大春作物高产栽培示范,后来又担任四川省农科院驻海南办事处主任,搞了两年水稻、玉米、高粱的南繁育种,紧接着又被下派到三峡附近的开县铁桥乡,担任万县地区科技兴农领导小组副组长,参与指导万县地区的农业生产,一住就是一年半。其间,他还参与四川农科院承担的863计划、六大作物育种攻关等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
年轻的农学专业助理研究员梁碧波,头戴草帽,脚蹬胶鞋,常年奔波在巴山蜀水的田间地头。
“其实我从小喜欢文科,当中学语文老师的母亲充分满足我的兴趣,让我跟着他们学校的美术老师学素描。家里书很多,初中时,我就看完了大多数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史。但是,我父亲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非让我学了理科。结果高考就考砸了,考了个农专。毕业分到四川农科院后,很多同学都继续考农学专业的研究生了,高升了,我却参加了第一届高教自考,上川大哲学系,学了三年马列主义。所以我是两个大专:农学,哲学。这两个专业,转变了我的思维方式,让我想问题脑袋要清楚点。”梁碧波的如是回答解开了记者心中的疑惑。
农科院严谨的学风、务实的作风锻炼了梁碧波的动手能力、吃苦能力和朴实性格。团委书记的经历培养了他的组织领导能力,这为其以后带队拍片打下了基础。广博的文史知识、严肃的哲学思维为他的纪录片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扎实的英语功底则为他走向国际开启了方便之门。
小试牛刀
1992年,报纸上一则招聘广告引起了梁碧波的注意:成都经济电视台成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自认为不适合当官的他怦然心动,扔下铁饭碗参加考试,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视专题片更多注重宣传劳模、英雄,忽视了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一些电视人不满足于现状,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注重细节的完整呈现,运用长镜头、同期声等手段,客观真实地反映小人物的所思所想。《沙与海》《藏北人家》《望长城》《最后的山神》等纪录片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国际上受到关注。
由著名纪录片导演王海兵执导的《藏北人家》1991年获首届四川电视节纪录片大奖,第二年入围法国FIPA电影节,成为中国第一部走向欧洲的纪录片。1993年中央电视台开办《生活空间》栏目,大量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亮相荧屏。
纪实创作热了起来,纪录片成为衡量一个电视台制作水平和实力的标杆。也正是此时,梁碧波加入了这波浪潮。
1993年,成都经济电视台选派最优秀的新闻记者拍摄纪录片,梁碧波有幸被选中。“当时感觉有一个梯子立在我面前,一辈子都爬不到顶,到现在都还在爬。”梁碧波内心深处的创作热情被唤醒了,当年就拍了一些新闻短片,但基本上还处在自我摸索阶段。
1994年10月,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第二次学术会议在银川召开。这是一次群英会,高峰、魏斌、王海兵、陈晓卿、高国栋、祝丽华、刘景琦、章琨华、王海平、王子军、沈蔚琴等一大批中国纪录片的中流砥柱纷纷到会,《龙脊》《壁画后面的故事》《大红枣儿》等一批里程碑式的纪录片也首次亮相。
这次会议大大地激励了梁碧波。1995年,他一口气拍了三部纪录片《峨眉女尼》《二娘》《马班邮路》。
1996年,梁碧波拍摄的《冬天》,一举获得第1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短纪录片奖、最佳纪录片摄影奖,第3届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一等奖、最佳摄影奖。同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六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朱德》,陈晓卿任总导演,梁碧波任第三集导演。
“中央电视台投资200万元拍《朱德》,当时就是巨款了。这样的大组,当时全国就这一个。在这样的组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梁碧波回忆说。
国际舞台
1997年春天,当时的中央电视台长杨伟光,要求社教中心纪录片负责人魏斌,在全国找10名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拍一个系列纪录片《百年》。每人拍一集、总共拍十集。要求从凡人小事入手,反映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沧桑变迁。
梁碧波被魏斌看中了。
一个月后,梁碧波听到一个传奇故事:1943年,16岁的成都汉族女学生肖淑明,被摩梭土司喇宝成娶到有最后的母系社会之称的泸沽湖做压寨夫人,一去就是54年。1996年夏,成都一家牙膏厂出于商业宣传目的,把肖淑明和孙女拉珠接回成都“耍”了半个月。
这个故事让梁碧波觉得兴奋。肖淑明的一生经历了土司制度、解放、民改以及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各个阶段,她本人的身份也经历了从国民党军官小姐、学生、土司夫人、干部家属到普通农妇的多次转换,很是传奇。
在向魏斌汇报后,梁碧波和助理杨益、录音师陈良来到泸沽湖,住进了肖淑明家的柴房。从1997年5月至7月下旬,梁碧波自导自拍,完成了60分钟的纪录片《三节草》。在这部纪录片中,泸沽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奇异的走婚制度仅仅成为纪录片的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站在前台的,是社会变迁中的人。
整个片子没有解说词,而是通过女主人自己生动的视听语言讲故事。独特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使片子具有了极大的张力和震撼力,一举获得第20届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特别奖,同时入围1998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爱沙尼亚国际电影节、意大利佛罗伦萨波波里电影节。
梁碧波的作品由此走向国际。
1998年,梁碧波历时一年多,跟踪两对秦岭山区青年从提亲到结婚的全过程,拍摄成80分钟纪录片《婚事》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村生活,获得2000年匈牙利国际视觉艺术节、第五届罗马尼亚阿斯特拉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两项国际大奖,同时,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法国国际音像节、德国慕尼黑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巴西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七项国际入围。
直到今天,《三节草》和《婚事》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参考片。
梁碧波的作品获得国际认可和赞誉,也为他带来了走向国际的机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频繁地出国,经常到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出席各种电影节和学术研讨会。由于在欧洲纪录片界的广泛影响,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又邀请他,于2001年在纽约做了一年的电影电视访问学者,深入研究美国的电视和纪录片。2004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电影节邀请梁碧波当评委,这是该电影节36年来第一次邀请中国评委。
自此以后,梁碧波开始了自己的国际评委之旅。在荷兰、希腊、卡塔尔、黑山、达卡等国际电影节上,当年的农学专业助理研究员,摇身一变,成为纪录片资深国际评委。
“纪录片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影片,另一类是媒体纪录片。以前,中国纪录片是全面落后于西方纪录片,包括观念、技术、设备和投资。现在,中国的独立影片与西方处于同一水平,媒体纪录片在投资、题材范围、设备上仍有差距。不过,差距越来越小。我个人从参赛选手到评委,也是因为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地位。不是我牛了,而是中国纪录片牛了,所以他们才找个中国人去当评委。”梁碧波说。
师徒传承
“纪录片跟手工艺一样需要师承。拍纪录片不仅需要技术,更重要的是拍片人对社会的认知。技术和认知,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就不会有大成就。怎样达到高度?一方面靠自身积累,另一方面靠师父教导。我的师父对我帮助很大。”说起自己的师父王海兵,梁碧波更多的是感恩。
谈起自己的爱徒,王海兵回忆:“尽管我和碧波很少一起拍片,但交流业务的时候很多。当年他经常跑到我家附近的茶馆和我喝茶谈片子。他很聪明,也肯学,经常谈着谈着就掏出个本子认真记。一次,他问我白天拍夜景怎么拍?我告诉他,通过色温片设置、光圈控制和拍摄时间的选择来拍,他就去拍了。拿回来一看,就是理想的效果。他悟性高,一点就通。”
梁碧波肯吃苦是圈子里出了名的。拍纪录片是苦差事,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梁碧波在自己的《三节草拍摄手记》里写道:“拍摄的过程异常艰苦。我们经历了罕见的高原泥石流、长达两个月不能洗澡、在雨季里每晚抱着湿漉漉的被子睡觉,最难熬的是无所事事的日子——肖婆婆经常好多天啥都不干,火塘边一坐就是一整天,我们只好以打苍蝇来混日子……”
在王海兵看来,梁碧波的机遇很好,入行的时候就正是中国纪录片的上升期。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的高峰、魏斌、王新建、陈晓卿等纪录片大腕,又长期与他合作,让他很早就在央视的平台上参与大项目。“他们总是叫我拍这个,拍那个,拍了好多年了。”梁碧波说。
王海兵总结梁碧波的成功靠的是“四气”:一是灵气,二是心气,三是傻气,四是运气。
王海兵对梁碧波的影响,一半是专业,一半是为人。
王海兵记得梁碧波第一次编片子时,打电话给他:“师父,我要进机房了。”王海兵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有睡袋,要不要借你一个?”梁碧波不解,王海兵就告诉他:“编片子要看那么多的素材,需要连贯的时间思考。我曾经14天睡机房,平均每天睡4个小时。”
师父简单的话语让梁碧波看到了专业态度和精神,从此以后,拍片子熬通宵成为他的家常便饭。
“师徒关系不仅是手艺的传承,更是价值观的传承。师父曾告诫我:年轻气盛时很容易嫉妒,一定要真心为别人的成功而高兴;一事当头,要尽可能为别人着想;能帮忙的时候一定要帮,不要指望别人的回报……这些朴素的观点对我以后的为人处事影响很大。行业里也看到一些师徒反目的事,但师父对我一直很好,从来没有情绪、态度的变化。我有样学样,现在也这样对待徒弟。本能地,不用想就这样了。”梁碧波现在全国各地有十几个徒弟,刘玉龙是其中之一。
2008年刚过完年,梁碧波打电话叫刘玉龙参与10集系列纪录片《峥嵘岁月——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拍摄,希望通过馆藏文物表现中国抗战史。刘玉龙从未参加过这样厚重的片子,心里有些畏惧,进组以后就拖着没马上开机。
没想到,“五一”长假,梁碧波带着他夫人去了剑门关,亲自为他那一集拍摄了一组镜头。刘玉龙感到很愧疚,马上前往北川开始拍摄。刚刚拍完离开北川,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5·12”大地震,北川县城夷为废墟。
刘玉龙很庆幸自己在师父的带动下提前拍摄到了珍贵的影像。当年年底,10集系列片《建川博物馆》在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被业内人士评为“年度最好历史片”。
2000年以后,梁碧波的创作,由独立影片转向了多集系列片。反映三峡移民的6集系列片《守望三峡》、表现川菜大师生活的3集系列片《千秋川菜》、表现黄埔将士生命轨迹的12集系列片《黄埔军校》、表现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的20集系列片《红星照耀中国》等一大批精品相继出炉。
这种类型的系列片参与人多,制作时间长,如何让剧组成员长期保持创作热情、能够科学地高效运转?身为总导演的梁碧波,以当年当团委书记练就的组织领导能力,把一个又一个的剧组搞得风生水起。
2012年,中国网络电视台投拍8集系列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东方时空传奇》,表现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的电视北漂族的生活。梁碧波担任总导演,带领央视评论部的一帮资深编导,奋战了一年。刘玉龙作为唯一一名地方台编导参与创作,拍摄其中一集,他感到压力山大,忐忑不安。
梁碧波鼓励刘玉龙,给了他很多具体指导。作为连续在一线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导演,梁碧波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拍摄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都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还有理论的提炼。对年轻人来说,他的指导总是切中要害,点在命脉,听了就可用。
最后,刘玉龙拍的那一集很成功,他的主要拍摄对象、《新闻调查》创办人王坚平评价说:“没想到你想得比我还深。”通过这个片子,刘玉龙感到从师父那里学到了很多,他的创作能力、驾驭大型纪录片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师父做事执着,而且排除一切干扰,专心致志只做一件事:拍片子!几十年都这样。师父教育我:人要像聚光镜一样把光和热往一个点上聚。长期只干一件事,傻子都会变成精,何况你不是傻子!这些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很顺利,师父教我的思想方法让我的人生发生转变,这种收获比做片子更大。”刘玉龙深有感触发自内心地告诉记者。
最近十年来,梁碧波除了带领自己的剧组创作外,对其他年轻人的指导也越来越多,给很多年轻人的片子担任创作指导或艺术总监。2013年,他指导央视九套王冲霄导演拍摄的系列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获得广泛好评;2014年,他指导央视十套向健导演拍摄的《高三16班》,获得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长片大奖。
“其实我们是互相学习。我的经验,让他们少走弯路。他们的锐气,让我保持前卫。”梁碧波说。
引领价值
纪录片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映射。
从业20多年来,梁碧波无论是拍现实题材,还是拍历史题材,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人文情怀和哲学思考,融合了多种文化状态所带来的复杂情感。同时,他通过含蓄的语言和手法,让每一个生命个体、每一种存在方式、每一个细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这正是梁碧波的作品出彩之处。
梁碧波认为,在各种电影电视节目中,纪录片最主要的功能是引领社会价值观。新闻是传递信息的,综艺是娱乐大众的,剧情片是造梦的,而纪录片是表达主流意识、建设人们心灵的。
在梁碧波看来,西方电视台分为三类:商业电视台、公共电视台和教育电视台。公共电视台和教育电视台是其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有大量的时段播出纪录片,引领着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
2013年,我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系列政策,要求2014年起,所有的上星频道每天必须播出30分钟的国产纪录片。此外,北京、上海、湖南等省还推出了纪录片频道。
中国纪录片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
“纪录片也是重要的外宣渠道,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梁碧波分析,“美国《国家地理》《发现》频道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放,其作用之一就是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中国价值观的对外输出一直很薄弱,眼下真正能进入西方主流电视台播放的只有纪录片,纪录片是我国传播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我很幸运,还在这个行当,做这样有意义的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个责任心,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
在中国,纪录片是个清贫的行当。从农业科技人员到纪录片导演,梁碧波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我的生活很简单,现场、机房、标准间、经济舱,我主要就待在这四个地方。”
然而,梁碧波却对清贫的纪录片人生舍不得放下。“人要活下去,很少的蛋白质和淀粉就够了,最多再加点动物脂肪,我们学农学的都晓得这个。那活着是为啥子呢?总还是要做点有意义的事。纪录片虽然清贫,但能滋润人们的心灵,影响人们的行为,对中国人对老外都能影响。从这点来说,纪录片有改变历史的力量。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能以此为业,岂不是老天垂青幸运之至?”说到这里,梁碧波咧嘴一笑,眼睛里满是真诚。
“全世界地跑,发现美好的东西,创造出作品,与观众分享,简单说就是三个词:发现、创造、分享,这种快乐无穷无尽,很难用语言表达!”说到兴奋处,梁碧波狠狠地在记者的肩上打了一拳。(本报记者 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