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承载的首义精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腐败清王朝的覆亡。从此，辛亥革命敢为天下先、振兴乡邦的首义精神一直流淌在荆楚儿女的血脉里，同时也熔铸在一个个地名中——

    辛亥革命震撼世界。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追念逝人，武汉以首义事件命名了一系列地名，打造首义文化区。这些包含着几代人记忆的地名，也成为承载首义精神的文化符号。

首义地名里的史学情怀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还是去古未远的历史事件，许多人与事似乎并不遥远，甚至伸手可及。”历史学家冯天瑜用感性的语言述说着与首义地名的渊源。

    冯天瑜回忆，他在武昌实验小学接受启蒙，与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旧址隔湖相望，维新志士唐才常，辛亥风云人物黄兴、刘成禺、曹亚伯、田桐等都从这里走出。念初中时，冯天瑜每天都要经过蛇山脚下的黄克强塑像、蛇山头耸立的奥略楼（时称黄鹤楼），穿越曾是清朝藩署的司门口，再通过“唯楚有材”牌楼，抵达曾为清代贡院的实验中学。在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念高中时，他上学与放学皆行走于彭刘杨路，盘桓于阅马场，流连于湖北军政府旧址、孙中山塑像、黄兴授将纪念碑之间。

    有空的时候，他还会去紫阳湖公园看看，路过湖北省总工会，走到院内，参观两幢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当年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营房，首义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冯天瑜称，武昌城仅存的中和门（起义门），也是他少时常去的，那城门正是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描摹的原型。而城门旁边的楚望台，曾是清末全国最大的军械库之一，也是武昌起义的士兵首先攻占的重要军事设施。

    武汉有一系列地名是以辛亥革命领袖命名的。比如，武昌中山路和汉口中山大道皆是以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来冠名。黎黄陂路以辛亥首义都督黎元洪来命名。而黄兴路和蔡锷路等都是以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和护卫者来取名。

    “也许是自幼感受颇深，使我形成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驱使自己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这段壮烈而又曲折的历史。”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人、事、物，在冯天瑜的心灵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学成后，这些“现场感”又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情结，继而成为他创作辛亥首义史的原动力。

红色地名里的英雄岁月

    首义之城的地名与文化不仅仅包括辛亥革命，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革命的精神同样熠熠生辉。

    江岸区鄱阳街道139号（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有一幢20世纪20年代初建造的三层西式公寓。游人远远望去，就能看见门楣上有一块红色横匾，上面是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六个镏金大字，讲述着那段星火燎原的岁月。

    红色的火种在武汉抗战时期得到延续传承。

    1938年，武汉人民奋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进攻。在战火纷飞的武汉会战中，浴血护卫中华的义士不断涌现。

    “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武汉“4·29空战”中，年仅22岁的飞行员陈怀民驾机撞向敌机，用生命在长空划下一道抗击外敌、至死不渝的革命长虹。

    “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途经武汉，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对儿女们语重心长地说。战场上，年仅39岁的郝梦龄，面对敌人强攻，他毫无惧色，亲临前线指挥，最后血染疆场。

    “一定要死守阵地，没有子弹，用刺刀刺，用大刀砍，用石头砸，最后用牙咬，要坚持与敌人血战到底。”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就义前对身边将士下达命令。

    武汉的陈怀民路、郝梦龄路、张自忠路等冠以的是一个个抗战英雄的名字，纪念的是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保护地名文化就是秉承首义精神

    武昌城头的枪声已离我们远去，胜利街前的硝烟吹散了，历史的车轮走过百余年。然而，站在历史的潮头，武汉人更加注重地名文化的保护，因为人们深知：保护地名文化就是秉承首义精神，就是为复兴大武汉提供精神动力。

    “但凡地名，都会包含有文化信息，老地名更是如此。地名不仅仅是地方的代称，还是地方文化载体之一。一个能够长远流传的地名，总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注入较多的文化含量。”武汉市方志研究专家董玉梅认为，有的地方人物虽然消失了，但文化精神还在地名中留存，我们可以从地名中寻找城市的过去，启迪城市发展的未来。

    江汉大学教授涂文学认为，“敢为天下先”不仅是首义精神的精髓，更是楚人开拓创新、创造奇迹的一面大旗。如今，长江之滨，蛇山之下，武昌辛亥革命红楼旗帜依旧飘扬，并成为弘扬首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国之门”前的孙中山铜人像如一个岁月老人俯瞰江城，见证着这座有着革命精神的城市在复兴之路上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