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与创新监管

    日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创新”研讨会，多位专家学者就此发表见解，为“十三五”行政体制改革建言。主要观点如下：

    邓文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党组成员）：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应该对政府的管理职能和管理事项进行全面梳理，通过第三方评估判定哪些事项该政府管，哪些应该下放；要对政府机构部门设置和职能配置进行统筹考虑；应全面推进购买服务机制，通过购买服务建立起政府和社会、企业的合作机制；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的管理职能，保证资源合理利用。

    洪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监管局副局长）：我们希望做到社会共治，通过信息公示、公开，最大程度解决市场交易当中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风险，各个部门一起努力，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也认识到了大数据对于提高监管效率、构建社会共治体系的巨大作用，正在探讨怎么利用技术进步创新监管方法。

    曹大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我国目前行政处罚普遍较轻，难以对违法行为形成威慑。要像清理行政许可一样，组织立法机关对行政处罚手段进行清理，提高行政罚款的额度，更多地运用倍数式、比例式处罚方式，同时通过国家立法，确认公开名单的做法，明确治理途径，实现处罚合法化。

    王刚（深圳市政府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简政放权当然要实现有限政府，但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来看，三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只有在法治环境下形成三方合作范式，才是理想状态。实现三者结合，需要形成一种内生的调节机制，确定相互之间的合理边界。

    孟庆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应尽快实施政府职能结构化管理。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摸底”，理清各个部门的职责事项，进而以职能分类为基本手段，形成一个结构清楚、易于理解的基本职能信息数据库，为优化政府结构提供基础性平台。

    张定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当前行政审批遇到几个问题：中央的很多改革措施还未落地，贯彻中存在“中梗阻”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统筹和推进的力度不够；事中事后监管的责任机制和运转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要全面加强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需从体制、机制、法制、能力四方面着手——细化职责体系，促进形成新型监管格局；以政府、市场、效率三方为支柱，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创建法规制度，以法制思维和法律方式履行监管职能；强化监管能力建设。

    杨宏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在注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同时，也需要推进地方治理机制创新。同时，要把可复制的地方性机制创新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还应探索建立新常态下公职人员的激励机制。最后，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要研究和加强整体化治理，避免碎片化带来的效率低下。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应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调整行政体制改革思路，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首先，通过构建标准化的市场清单，改变政府运作模式，规范政府行为；其次，围绕简政放权这一核心议题，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并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再次，注重改革的上下联动，最大限度防止“中梗阻”现象；最后，要在政府信息化上做文章，推进政府治理手段更加现代化、人性化。

    张占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空间，政府也要有更大的决心进行结构改革，加强改革的整体设计，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同时，第三方评估还应继续扩大，推动解决某些地方政府不作为问题，进一步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

    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原主任）：简政放权不容易，要管住管好更不容易。怎样做好监管工作？首先，要大力健全监管部门和监管队伍；其次，简政放权后要落实监管责任制。应像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一样，更明确地把监管清单建立起来，划定监管权力的运行图、流程图；最后，要建立监管的制度机制，具体有四个方面：协调联动的监管机制、集中执法的监管机制、群众支持的监管机制、信息共享的监管机制。

    宋世明（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科研部教授）：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是本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两年来，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进度超过预期，国务院每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中，都有含金量较高的项目。建议继续向“点”要深度，向“点”要质量，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绝不松劲，应分领域抓关键、全程跟踪、彰显超强的改革耐性。

    魏礼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行政体制改革中如何实现“七个结合”，应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党的领导和政府职能转变怎样结合；第二，政府职能和市场、社会的需求与作用怎样结合；第三，怎样做到放权与监管相结合；第四，怎样实现“破”和“立”结合；第五，怎样做到上下结合，合力推进改革；第六，怎样实现内外结合；第七，怎样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王斯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