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摇篮 哲士渊薮

    ■演讲人：李庚香 ■地点：郑州大学第二报告厅 ■时间：2015年4月

 

    朴槿惠，生于韩国大邱，韩国现任总统，韩国第18任总统，韩国历史上第位女总统。

 

    冯友兰，生于河南唐河，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标志性人物之一。

 

    终其一生，冯友兰与朴槿惠不曾谋面。

 

    但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成了朴槿惠走出“困境”的“灯塔”。

 

    朴槿惠的“困境”，是她的母亲陆英修与总统父亲朴正熙相继遇刺身亡。

 

    在《遇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中，朴槿惠写道：

 

    “让我更绝望的是，陪在父亲身边的人一一离开，而且我的父母由于政治原因受到人们的指责。

 

    “我仿佛失去了一切，连呼吸都很困难……

 

    “就在这时，有一本书悄悄地走进我的心房，成为我人生的导师，那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与重视逻辑和论证的西方哲学不同，讲究领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和战胜人生磨难的智慧，让我领悟到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地活着。

 

    “……自与《中国哲学史》相遇，我恢复了平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所谓人生，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获得胜利，最重要的是内心必须坚定，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和欲望。我懂得了平凡但珍贵的道理：金钱、名誉和权力都如同刹那间烟消云散的一抹灰烬，只有正直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从此人生的苦难成为激励我的伙伴，真理成为照亮我前程的灯塔。……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把深藏已久的东方精神遗产挖掘并擦亮，使其成为闪闪发光的宝石，让我们明白如何坚定地走过这花花世界。对于我来说，遇见这本书，是无比珍贵的缘分。”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朴槿惠走出“困境”走向新生的一座“灯塔”；河南的社会科学，也无疑是让河南实现中原崛起、中部崛起、走向复兴的一种力量。

 

一

 

    1964年，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

 

    是年2月，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96年12月，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易名“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省社科联”）召开成立大会；与此同时，省社科联所属的河南省哲学、历史、经济3个学会（截至目前，省社科联下属省级学会、协会等，已达130多个）一并成立。会议选举郭晓棠为省社科联主席，邵文杰、王锡璋、冯登紫、魏钦公、钱天起、牛万里为副主席。

 

    省社科联成立后，先后有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李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等来河南开展学术交流；省哲学学会、省历史学会还相继在郑州、开封举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问题学术研讨会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评价专题学术讨论会等。

 

    百花齐放，百废待兴。

 

    但是，一场浩劫，不但将省社科联扼杀于襁褓之中，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而且省社科联副主席、开封市民盟主委、河南大学副校长钱天起被迫害致死，省社科联主席、郑州大学常务副校长、前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晓棠在《河南日报》、河南电台上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含冤去世。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苏轼的悼亡词。诗人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忆念。

 

    如果说“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一个人的悲剧，那么十年浩劫则是一个国家的悲歌。

 

    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河南的社会科学也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1979年1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两个大讨论相继展开。这两个讨论，对于河南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端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82年4月，省社科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会议选举张树德为省社科联主席，宋玉玺、邵文杰、何竹康、魏钦公、冯登紫、胡涌、王锡璋、任访秋、周守正、刘问世、胡思庸、张静、侯恒、戴可来为副主席。

 

    一时间，河南社会科学云蒸霞蔚。

 

    有感于斯，著名作家李準先生为河南省社科联题词，其云：“学人摇篮，哲士渊薮”。

 

二

 

    如果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而已”，那么一部中国哲学史也更多着墨于老子、孔子的一系列阐发。

 

    可以说，柏拉图是西方世界的精神灯塔。西方的思想，或者是继承柏拉图的，或者是反驳柏拉图的，他们都在客观上发展着对柏拉图哲学的理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

 

    同样可以说，老子、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灯塔。中国的思想乃至东方的哲学，或者是继承老子、孔子的，或者是反驳老子、孔子的，他们都在客观上发展着对老子、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老子、孔子的，包括源自印度的佛教化入中土，生发而为中国乃至东方的禅宗。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述；它采用西方哲学的形式，阐释中国哲学思想之实，使中国传统哲学成为现代学科，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著名哲学家李慎之先生云：“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担此重任者，为什么偏偏是冯友兰呢？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其后赴美留学，斩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当然是一种回答。

 

    除此，当然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冯友兰生于河南唐河。而河南，恰恰是中国哲学的摇篮，中国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们的故乡。

 

    闻一多先生云：“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商）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凤是殷人的象征，孔子是殷人的后裔，呼孔子为凤，无异称他为殷人。龙是夏人的，也是楚人的象征，说老子是龙，等于说他是楚人，或夏人的本家。中国最古的民族单元不外夏殷，最典型中国式而最有支配势力的思想家莫如孔子和老子，刊物命名为‘龙凤’，不仅象征了民族，也象征了最能代表民族气质的思想家。这从某种观点看，不能不说是中国有刊物以来最漂亮的名字了。”

 

    老子、孔子在中原河南“龙飞凤舞”，来自南天竺国的菩提达摩也扎根在河南的中岳嵩山，于此面壁八年，涵养出中国禅宗。因此，菩提达摩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始祖，嵩山少林寺被誉为中国乃至东方禅宗的祖庭。

 

    除却道、儒、释渊源离不开河南外，与河南有渊源的重要思想家还有——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元朝一人”与“朱子（朱熹）后一人”许衡，明末清初“海内三大名儒”之一孙奇逢……

 

    当然，河南重要的思想家还有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

 

    而在当下儒学复兴之际，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前所长崔大华先生积毕生心血，撰写《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于现代观念的背景下，将儒家传统放置在一个广阔的理论视野里进行多学科的审视，其通过对儒家传统的界定，从儒家传统、儒家传统与我国现代化进程、儒家传统在现时代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三大维度，展开对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通过对20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状况的考察，重点探讨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及海外新儒家杜维明、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的儒学观，以解答儒家文化传统对当下现代社会的作用，从而建构起一个完备的、周延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研究界对其赞许不绝。

 

    如果说冯友兰、崔大华的拷问还是在传统屋檐下的话，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先生从“五四”入手，拷问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自然夹裹着更多的“反传统精神”。但是，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两难》、《自由神话的终结——20世纪启蒙阙失探解》到《20世纪——人文思想的全盘反思》，张宝明越来越“坚信中国的文化在21世纪会静静地流向远方……这本身已经预示了我的转向。尽管这个转向并非存心故意，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将我推向守成的思想畛域。……虽然《自由神话的终结》以激进并夹带激情的口吻大谈特谈个性、特立独行、人文精神等具有西方色彩的概念，但其中的守成情怀已经基本落定。……也许，走一条寻根的路径，溯源并正本清源，才是我们理性的选择。唯其如此，我们也才能以保守主义的原则去行非保守的事业。否则，我们已经付出的沉重代价仍将无从弥补。”（《走向守成：反传统主义的终结》）“这是一个我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实，更是我自己不愿意选择的结果。作为一位思想史研究者，我竟然在很短的时间走完了自我从‘激进’到‘保守’的转换历程。而且，这一切都是在不经意中发生并演绎：我在向激进主义频频回首的心灵之旅中走向了‘保守’。”

 

    寻根，30多年来，先是文学寻根，再是姓氏寻根，再是文化寻根……

 

    张宝明先生的“寻根”，无疑是说中国哲学与思想必须走上“一条寻根的路径”矣。

 

三

 

    眼下，“2011计划”暨“2011协同创新中心”无疑是中国学界的热点。

 

    2012年12月8日，“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在北京揭牌。该中心由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外交学院、郑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等共同组建，将针对如何解决海洋重大和热点问题、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提出建议并提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郑州大学远离海洋，地处中原腹地，缘何能与其他中国的顶尖学术机构共同组建“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呢？

 

    这，自然与省社科联二、三、四届副主席，五、六届顾问，著名越南史专家、郑州大学教授戴可来先生，以及他带领的团队在中越关系与中越边界史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密不可分。

 

    戴可来先生系郑州大学历史系前主任、越南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理事长等，主要从事越南史、中越关系史、亚洲民族志、中国少数民族概况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述有《评越南有关西、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南沙群岛史地研究》《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调查研究》《越南古籍中“黄沙”“长沙”不是我国的西、南沙群岛》《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宋代早期中越关系》等，译著《越南通史》《越南》等。

 

    在边疆史上，中原学者“开疆拓土”。

 

    在中原，考古大家通过殷墟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寻找中国之始，重建中国之史。

 

    1923年，中国考古学虽尚未诞生，但横空出世的郑公大墓还是同考古学沾了一些边儿，因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到过现场并撰写了一篇简短的考古报告。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李济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袁复礼一同赶到新郑，但大墓挖掘业已完毕，李济只在坑内采集了一些人骨。因有盗匪扰乱，他们被迫离去。随后，李济研究这些人骨，撰成英文论文《新郑的骨》，1926年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虽没有记录多少考古学上的收获，但在数据整理和分析上极其细致，完全符合体质人类学要求的标准。

 

    1929年，李济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团再次来到河南，在安阳主持殷墟发掘。跟随李济而来的，就有后来步入“甲骨四堂”圣殿的河南籍学者董作宾。

 

    郭沫若先生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始的考古发掘，标志着我国近代考古的正式开始。而河南省政府派河南博物馆馆长何日章组织的一支发掘队，由郭宝钧先生带队在小屯发掘两月有余，共得文字甲骨854片，还获得不少青铜、陶、骨、玉等器物。

 

    之后，郭宝钧转入中央研究院，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胡厚宣等一起，共同从事殷墟考古发掘工作。

 

    其后，经董作宾、郭宝钧牵线，河南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考古队磋商，殷墟考古现场成为河南大学的“实践基地”，尹达、石璋如等在此受到系统的考古学训练，日后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史学、考古学大家。

 

    省社科联第五届顾问、河南博物院前院长许顺湛先生，省社科联第五届顾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安金槐先生均系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特聘专家，他们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河南籍学者李伯谦先生一起，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中国的历史年代由殷商的3300年向前推到4100年。

 

    4100年，仍然不够5000年。

 

    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五帝时代。

 

    无论殷墟、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考古探索、科学发掘的主战场，都在中原，都在河南。

 

    董作宾、郭宝钧、尹达、石璋如、李伯谦、许顺湛、安金槐、李民等，只是立足中原河南、寻找中国之始、重建中国之史的众多河南优秀学者中的杰出代表。

 

    而王立群对于《史记》的研究，他在百家讲坛上对汉代、宋代的讲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中原学者的崭新风采。

 

    落叶归根，寻找的是能够栖息心灵的精神家园。

 

    国家寻根，寻找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呼唤的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执中用中”是历史中国最为核心的执政理念。

 

    《三字经》云：“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孔夫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什么是“中”呢？

 

    有人说，“中”是河南方言，是“可以”“好了”的意思。

 

    执中而治，是历史中国的治国纲领；中正仁和，是历史中国的盛世梦想——没有中，何言正？没有正，何言仁？没有仁，何言和？

 

    “中”乃是国家之名号，怎么就方言了呢？

 

    为什么“中”了，就“可以”“好了”呢？

 

    不偏不倚谓之“中”——执法治国，呼唤中正；做买卖，谈生意，我不沾你的光，你也别让我吃亏，这叫不偏不倚，这才“中”。“中”了，当然就“可以”了，就“好了”。

 

    “中”是哲学，“中”是法治，“中”是生意，“中”也是地理位置。

 

    河南位居天下之中。

 

    过去，中原河南中通天下。

 

    而今，国道、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等在河南形成一系列大十字，中原河南依旧中通天下。

 

    就中通天下而言，河南只有一个缺陷，那就是航空。

 

    2013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这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规划提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战略定位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

 

    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之所以能够落户河南郑州，固然得益于河南的中原地理位置，但也与河南社科专家特别是经济学家的出谋献策、共同筹划密不可分。

 

    从东引西进、开放带动战略，到中原崛起、中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这些年，河南在国家战略中“抢分”颇多，而河南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每一次“提升”，都饱含着河南社科专家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汗水与智慧。

 

    河南省经济学会成立于1964年，是省社联下属的最早成立的3个学会之一。

 

    河南经济学家真正参与河南乃至全国的经济理论建设与经济理论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的实践，还是改革开放之后。

 

    上世纪70年代末，省社科联四届副主席，五、六届顾问杨承训，省社科联二、三届副主席，四、五届顾问侯恒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不能跨越商品经济阶段”的理论探讨。这一在如今看来相当“幼稚”的说法，在当时却是晴天惊雷。由此，也奠定了河南经济学界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之后，杨承训构建“科技经济学”，其扛鼎之作《历史的杠杆——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研究》致力于探索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经济规律及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为创建“科技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在学术界引起颇多回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河南经济学家在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站在了学界前沿。河南经济学家如丁轸宇、胡悌云、胡廷积、喻新安、刘道兴等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时，还与河南籍经济学家如王梦奎、郑新立、牛文元、刘伟、蔡继明等互动，共同探讨河南经济理论建设与河南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也许，当下的河南还没有经济学大家。

 

    但是，河南这片古老的土地，是诞生过虞舜、白圭、弦高、管仲、范蠡、子贡、吕不韦、商鞅、晁错、桑弘羊等的神奇的土地。

 

    也许，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还算不上是“经济学家”；但是，从他们留下来的著作、事迹和对当时社会的贡献看，他们无愧于“经济名人”或“商业巨子”。

 

    由是观之，古代中国的“经济名人”或“商业巨子”很多全出于中原河南。追问缘由，盖因河南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渊薮，古代河南经济的变迁历史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缩影。

 

    回望元典，承古开新，不只是思想界的“特区”，商界与经济学界也应该有所作为。

 

五

 

    河南逻辑学、伦理学、民俗学、文字学、领导科学等学科，张静的语言学研究、鲁枢元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精神生态研究、王振铎的文艺理论研究、李小江的妇女文学研究、潘知常的美学研究、耿占春、陈继会、王鸿生、何向阳等的文学批评以及以张文显为代表的中原法学家群，在学界之影响与地位有目共睹，无需赘言。

 

    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学者的眼界与高度，往往决定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眼界与高度。

 

    回顾河南历史，自大宋南迁、中原陆沉后，恐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来实现中原崛起，富民强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立中原智库，打造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升级版，建设社科强省，努力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无疑是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