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零碎而显真知

    收录中国现代学术大家札记、书信、日记等的《碎金文丛》，日渐红火起来。这些看似传统的书写方式，却“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十分切合现代人的口味，而它原本的立意就是“辑零碎而显真知”。

    《碎金文丛》第二辑6册小书，精致娴雅，言说旧事，品评古诗，却散发着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浸透着浓郁的人情百态。每次展读，都能给人以新奇的体验和意外的收获。

    如果说《碎金文丛》第一辑带些夫子气的话，刚刚问世的第二辑则更加生动有趣、贴近人情。读赵元任、沈从文、曹道衡的自传，恍如穿越时空，接收他们发来的“微信”故事，领会治学的向上之路。

    有些故事是“教育帖”，告诉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名著《中国话的文法》，体大思精，所达到的学术高度令人神往。在《赵元任早年自传》中，可以看到他自幼随祖父游走各地，喜欢绘声绘色地模仿北京、保定、常州、苏州等地的方言；他在美国攻读数学学士和哲学博士期间，从未停止过对语言学的爱好和钻研，还积极参与留美学生筹划拼音文字以解决汉字难学难写的问题。回国后又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工作，为学校灌制国语留声片教材。在这些语言实践活动中，他感觉游刃有余，其乐无穷，立志从事语言学研究，最终成为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语言学家。

    有些故事是“励志帖”，说治学之路充满艰辛，需要百折不挠，克服重重困难。沈从文前半生写作，后半生治学，不仅是现代文学家，还是一位古代服饰史研究家。《沈从文晚年口述》就讲述了在这种角色转换过程中发生的故事。1949年以后，沈先生离开高校去了历史博物馆，一待几十年，心甘情愿做一名说明员，而且“深深觉得生命没有白过”。他年轻时就喜欢收集文物，到博物馆后充分借助展览的便利，更是见识了不少文物珍品，他认为“要懂历史，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他相信“按照旧的方式，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能做的有限。放下这个东西，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恐怕就特别多了”。凭借这种理念，他与助手们经年累月历尽艰辛，编纂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

    有些故事是“警示帖”，告诉你做学问要求真务实。曹道衡是一位文学史家，成长于新旧学转型之际，亲炙过多位国学大家，如顾廷龙、童书业、游国恩、余冠英等，不仅耳濡目染，而且用心领会，最终形成了自己文史互证的治学风格。在《困学纪程》中，他记下了困而学之后的诸多心得体会。早在无锡国专读书时，顾廷龙就告诉他真正做学问，要认真掌握第一手材料，以免对问题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刻，或者受到引用者的误导。童书业告诉他读书要精读，力避不求甚解。曹先生悉心接受这些教诲，从青年时代就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受益终身。他以治南北朝文学史闻名于世，关于南北朝的原始材料，他反复精读，每读一遍，都能发现新问题。

    打开《碎金文丛》，就像闯入了名家学者的“朋友圈”。在谈天说地中，不时揭开历史不为人知的一角。像赵元任讲述胡适、任鸿隽、陈衡哲、杨杏佛等人早年在美留学期间的遗闻轶事，沈从文回忆前半生与巴金、周作人等文坛故旧的交游。书信更是记录学者之间交流思想、相互砥砺的重要史料。

    缪钺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冰茧庵论学书札》（上、下）收录了他从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与百余位学者亲友的论学书札。这些朋友多为文史学界名家，如钱穆、吴宓、郑天挺、周策纵、周一良等，广泛涉及现代史上的书人书事，颇富文心雅趣，独具史料价值。其中与唐长孺、郑天挺、叶嘉莹诸先生学术合作期间的通函，尤见前辈学人治学的严谨风范。20世纪50年代，缪先生与唐长孺商谈编写中国史讲义魏晋南北朝部分，当即提出魏晋玄学思想的评价、东晋的租赋制度、北魏均田制、西魏北周府兵制等8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段交往给缪钺留下深刻印象，直至90年代的通信中还再三提及。

    80年代，他与叶嘉莹合著《灵谿词说》一书，堪称学林佳话，10余年间35封书信记载了成书的全过程。初次谋面之后，缪先生便在信中表达了高山流水之意，期待“相与合作，撰写评论诗词之书”。此后又阅读叶先生的著作，“如冬树逢春，而盎然顿增生意，文思汩汩，如源头活水来”，不断激发创作灵感，于是积极制定合著计划，撰述成稿出版。在这些通信中，有鼓励，也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在学术探讨中的相互启发，以使“心得可以巩固，疑难可以疏解，或进一步深入研索”。其中有的问题已经落笔成文，有的则为后学开启了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