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刘少奇的一封亲笔信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大革命期间他曾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在广州、武汉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为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国共合作时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刘少奇不仅组织领导了南方各省的工人运动，而且对北方工人运动也给予了关心和帮助。笔者在台北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封刘少奇的亲笔信函，这封信体现了他对大连工人运动的支持和帮助。这封亲笔信函保存在编号为“部3543号”的《“中央”工人部致刘少奇函》的原始档案中，为毛笔书写原件。信函内容很短，没有收录进大陆权威版的《刘少奇年谱》而鲜为人知。现将其内容照录如下。

    树人部长台鉴：

    关于本党捐助大连被难失业工友之二千五百元，最好由贵部派一人偕林李两同志前往分派，因林李两同志均为大连政府注意之人，本党援助大连工友亦为大连政府所知悉，且以汇兑不通，林李两同志若携款返大连，发生危险殊失本党援救之意。故不如另派一人为大连政府所不知者，会同林李两同志前去分发为佳。弟意若此示审。台端以为如何？仍望裁夺是荷！敬祝

    党祺

    弟刘少奇顿首

    八月十九日

    这封信是1926年8月19日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写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陈树人的。陈树人（1884—1948）原名政，又名韵、哲，广东政治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并追随孙中山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3年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广州国民政府秘书长、广东省代省长等职。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中央侨委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等职。1948年10月，病逝于广州。

    信中所述“本党”，指的是中国国民党。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刘少奇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为跨党党员，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信中所提款项系国民党捐助，故刘少奇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同陈树人协商交付事宜。

    信中所提“大连被难失业工友”，指的是在1926年4月27日开始的大连“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周水子纱厂”（即大连纺织厂前身，简称“福纱”厂）罢工中失业的工人。大连“福纱”厂的这次大罢工，是处在日本残暴统治下的大连工人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暴行而举行的一次有重要意义的罢工斗争。1926年4月“福纱”厂工人面对日益恶化的工作生活环境，向厂方提出如下六项改善条件：第一，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第二，准许孩子妈妈在工间给孩子喂奶；第三，要增加工资三分之一，不许涨饭费；第四，每两周有一个公休日，公休日干活发双倍工资；第五，要缩短劳动时间，每天以十小时为限；第六，对内宿工人要降低房租，不拿电灯费，对外宿工人要发补助金。

    不料，工人提出的六项条件被日方厂主蛮横无理地全部拒绝。4月27日上午，愤怒的工人冲出车间，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得到了国共两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关切和重视。“福纱”厂一千余名工人在大连国共两党相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同全市和全国人民团结战斗，不畏强暴，不怕坐牢，克服重重困难，从1926年4月27日到8月4日，坚持罢工一百天，迫使日方答应每人每日增加工资一毫以上，赔偿罢工工人损失，两个星期放假一天并有工资，午饭时间增加十五分钟，不准裁人，工厂为工人设立教育娱乐机关等条件，并且撤换了日本厂主。至此，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大连“福纱”厂的“四·二七”大罢工发生在省港大罢工的同期，两场大罢工南北呼应，互相鼓舞，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气势磅礴，有力地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中所说“林李二人”，其中“林”为林升亭，“李”具体指谁，尚需考证。林升亭（1899—1979），大连旅顺人，原名林基堂，曾用名林建民、林平东。1926年担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革命工作，1979年病故。“福纱”厂大罢工开始后，1926年7月10日林升亭作为罢工代表到了上海，除了通过新闻舆论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的种种罪行外，还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商会等团体报告“福纱”厂罢工情形，请求支援。随后林升亭等又到了广州，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作了汇报。听取林的汇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要求日方圆满答复工人的要求，否则通告全国一律抵制日货，并停止日本进口轮船的一切工作。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行之有效地支援大连罢工工人。在1926年8月6日的致国民党中央的信函中指出：“现据大连福纱厂罢工委员会林建民君面陈，大连日本官厅及资本家压迫工人，苦状甚为详确。”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设法捐款二千五百元，以营救大连被难失业同胞。全国总工会还致函广东济难会，在信中除了将被捕工人的姓名抄送该会，请求设法营救外，并希望广东济难会筹集款项救济被捕者家属及失业工人。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务会议上，工人部部长陈树人报告了接洽大连罢工代表的情形。会议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要求，通过决议，由国民党捐款二千五百元，援助大连罢工工友。

    款项筹集齐备后，如何将之分发到因罢工而失业的工友手中成为一个问题。这封信正是刘少奇向工人部部长陈树人建议，让国民党中央另派一人，会同林李二人共同赴大连完成此项任务。在信中刘少奇详细阐述了提此建议的理由，既考虑到汇兑不通的现实状况，又顾及了林李二同志的人身安全，十分周详。

    收到刘少奇的信函之后，陈树人将其建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很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委派朱霁青办理捐款之事。1926年8月23日，陈树人正式函复刘少奇，信函原文如下：“迳复者，现接函称关于本党捐助大连被难工友之二千五百元，请本部派一人协同林李两同志前往分派等由，准此。查此项捐款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交由朱霁青同志担任，汇往大连，汇款一层已有妥当办法……”

    此后不久，这笔来自国民党的捐款顺利分发到“福纱”厂罢工失业工友的手中。刘少奇的这封信不仅体现出他对大连工人运动的关心和帮助，而且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工人运动领导者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统筹全局的领导才能，对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弥补了相关研究中资料的不足。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12CZS03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