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衡量宏观经济的三大重要指标。要实现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城镇登记失业率成为“下限”的重要组成。作为监测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就业率与失业率在任何国家都是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一个时期以来，学界一直对失业率存在争议，认为真实的失业率应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值。事实究竟怎样？

    通常，新的工作岗位是从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如果经济增长率偏低，则会产生较大的就业压力，失业率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应该具有明确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一理论在我国似乎失灵了——2014年，我国GDP增速7.4%，增速较前些年有所放缓，但当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创出新世纪以来的最高值。

    经济增长与就业数量没有呈现正相关，那么，其中是否存在隐性失业？又比如，按照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然而，在中国，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增长2%，创五年新低；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保持在4.1%的较低水平，就业实现了高增长。

    有关隐性失业的问题再次引发猜测。“隐性”，一是意味着实际就业处在相关部门的统计之外，二是虽有工作岗位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失业，即“亚失业”。从我国实际统计情况看，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是指劳动年龄（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处于无业状况，有就业需求，并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的城镇人口。其中，没有包括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这在一定程度导致农民工等非城镇户籍人口未纳入统计范围，而很多流动人口即使失业也不会为了领取失业金而专程回户籍所在地登记，导致统计的盲区。此外，城镇登记失业制度是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但为了追求就业方面的政绩，可能会使局部数据失真，造成另一种“隐性”。

    但是，这是否能解释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失灵？隐性失业究竟数量多大，是否值得担忧？

    笔者以为，尽管“隐性失业”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更要看到大量“隐性就业”的存在。

    不当“上班族”，不用“朝九晚五”，而是开网店、自由撰稿、全职做家教，这些“非传统”的就业形式正越来越受到“90后”的青睐。这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固定劳动关系，但却真实存在的就业并没有纳入相关部门的就业指标体系。而这种类似隐性就业的现象正成为部分“90后”高校毕业生的新的就业趋势。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隐性就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隐性就业正成为一种常态。就在最近，笔者居住的小区里来了一位保洁阿姨，依靠微信预订、微信支付，她独自完成了上门服务，而她并非供职于固定的劳务公司，每月却有稳定的客户，并能获得5000多元的劳动收入。这是不是也算一种“隐性就业”？目前，隐性就业的数量还无法统计，但类似现象却大量存在着。而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互联网+”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方式，隐性就业的数量还将迅速增长。

    随着境遇的变化和条件的改变，矛盾正反面也会转化。比如，隐性就业也有可能转化为失业。由于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合同，一旦遇到风险或困难，就有可能失去这种“虚拟的劳动关系”，转变成失业；而失业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隐性就业。例如，笔者身边有一位国企下岗的女职工依靠自己的编织技术，在网上开了一家编织花店，每月净利润能达到7000元。在下岗工人中，依靠互联网创业就业的并不鲜见。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并将向“双中高”迈进，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可以预见，随着就业形势的发展变化，隐性就业者，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中的隐性就业者将会逐步增多。这折射了“互联网+”带来的重大变革，是新常态下的市场活力被激发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没有长期的固定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让这一群体缺乏安全感，这也给社会管理提出了考题。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做好摸底，完善相关制度，包括建立更加科学的失业与就业统计体系，加快按照产业部门、地区、年龄、文化水平和性别进行分类统计失业人口数和失业率，以便充分反映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的人群的失业情况。

    由此，对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失灵，不能单纯认为是数据的失真，而应辩证地看待。通常，经济模型的成立需要多种假设条件，失灵原因一则源于假设条件的变化，二则需要更多地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进行考量。当前，虽有隐性失业，但更有隐性就业。我们应更多地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所带来的重大机遇，看到市场的潜力和互联网时代迸发的无限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