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典学研究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希腊罗马研究的逐步深入，在海外接受西方系统学术训练后回国的学者增加，以及广大学子对西方古典文化兴趣的提升，关于是应该完全遵循西方古典学研究范式研究古典学，还是建立中国式古典学的讨论时有耳闻。一个学科专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学科建制、研究范式以及现实需求等方面的综合考量，本文拟对此发表一点个人浅见。

    在西方，作为一门学科的“古典学”是在18世纪后期建立起来的。起初是以古典语文学作为其基础和核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对其语法、词汇、方言、格律等方面的训练；二是文献学，包括对文本的校勘、考证、辨伪及创作年代、作者身份等的甄别。在这样的基本训练之后，古典学者才能从事经典文本的阐释。简言之，早期的古典学研究重视的是文学批评以及对文献的校勘评注，其后古典学才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一门现代学科。

    19世纪后半叶，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在《古典学术史》的开篇对古典学的性质和任务定义如下：“古典学术的对象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每一个方面。该学科的任务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这个定义概括了古典学研究范式的特征。一方面，古典学深深地带有现代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烙印，专注于历史事实及知识的搜集和考证；另一方面，关注古典研究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强调应通过发掘和传扬古典精神来救治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是许多西方古典学家们的共识，而且也为整个英美知识界、文化界人士所广泛认同。

    但是，实际上，希腊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并不是同一民族和同一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关系。西方文明之所以宣称自己是建筑在希腊古典文明基础之上的，除了希腊在地理上归属欧洲、而它又是欧洲最早出现文明形式的地区以外，更主要是由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人在文化上主动认亲、主动选择的结果。希腊思想成为西方文明的一条主线也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当最初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在准备书写自己时代的精神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可以直接从希腊哲人们的思想中汲取大量的养料，古典文明中的某些特质符合了他们的现实需要。由此，古典希腊成为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原动力之一，成为西方文明一次次由颓唐迷失中觉醒、振作起来的根本的精神源泉。今天，回溯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西方知识界对古典希腊产生兴趣的基调是非常理想化的，表达的是对一个理想社会的向往。这也正是古典学的文化使命之所在，即实现“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

    可见，西方人对希腊文明的认同，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古典学则并不具有这样的文化及思想之根的意义。作为古代希腊文化的他者，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后世西方人为其祖先的辉煌所表现出来的骄傲甚至是溢美表示出一种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自然也会对那个时代的人类能够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明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敬意。古代希腊罗马作为古代文明单元，同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伦一样，对人类文明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深具文明史研究的意义。

    中国学者开始接触西方古典文化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救亡图存，特别是“五四”以后，国人在积贫积弱的困境中图强，对西方启蒙思想照单全收，自然也接受了对希腊精神的那种近代式理解。梁启超、周作人更呼吁要以希腊之精神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然而，这种抱着救世之急迫心态来面对文明问题，或许起初会有某种借鉴作用，但终不能解决自身文化之根本问题。

    对于西学研究在中国的前景，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足以提醒我们，“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古典学之于中国，唯有在中国思想既有系统的基础上借鉴他山之石，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有生命力的。那种试图将西方之古典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的想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既然中国对古典学缺乏西方那种现实与思想上的根本性需求，那么，可否仍有一种学术上的必要性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并不是一种与西方大学古典学专业的接轨。

    从以上古典学在西方的研究范式来看，它在中国是难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的。从它对古典语文学的严格要求与规定来看，作为一个文化的他者，无论是从文化的浸染还是从对古代语言的训练和素养，都不是通过几年的留学生涯就能后天习得的，我们无法达到（更谈不上超越）如西方若干代学者对古代文献所做的那种校勘考证的精细程度。事实上，也不必再进行那种还原式的考据工作，因为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校注家至今日之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有扎实且可靠的贡献，中国学者完全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从事接下来的研究。

    而对希腊罗马做文明史研究应该是最合理可行的研究途径。首先，古典学强调对历史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这始终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其次，文明史的全方位研究可以弥补单纯从语言学、文学或哲学等角度切入所带来的单向性或超越性。文明史研究不仅注重概念的发展理路和逻辑关系，同时对事件发生时的周边生活世界、历史语境以及问题产生的外部环境加以考察，从而再现概念产生的情境，厘清事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为何发生且究竟意涵了什么。

    在中国，对于希腊罗马的研究，作为文明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应该放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范围之内。当然，它可以也必须与其他学科产生交叉与互动的关系，其研究范式及研究范畴有扩展和深入的必要性，比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批判等理论对希腊罗马研究的介入。事实上，在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当今，对于秉持史无定法的史学研究者而言，更加具备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及方法的自由空间。因此，并不会完全被单一的学科建制所束缚。

    此外，文明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比较研究。这也是中国学者能对西方古典研究有所贡献的最有价值之处。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只有参照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民族，对观各自的历史经验与文明特点，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自身的问题。因此，对于古典学领域来说，一种来自“异域眼光”的考察或许能为古典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当然，这种比较并非一种简单的价值评判，也不是要为自身所处之文化作辩护。研究者应该将他者的文化与自身文化同等看待，将其平等地视作各自具有其合理性的文明形态加以对照和审视；避免在比较研究中赋予自身文化传统中的历史思维一种优先性，或者以已方史实和价值标准为坐标来简单地裁量另一方的史实。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