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不应只是“堂前燕”

    最近，“科技伦理”这个词组大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留美中国学生杨璐菡一项尚未发表论文，已经在国际科学界引发了强烈关注和激烈辩论。这位正在哈佛大学博士后进修的青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涉及生殖细胞基因改造。与基因治疗不同，生殖细胞基因改造可以将生殖细胞中的某些基因彻底清除，并使其不再遗传给后代，从而将改变人类“种系”化为可能。这个被一些著名科学家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学研究课题，也被另外一些同样著名的科学家所抵制，并呼吁对此类研究发出全球禁令。

    事实上，关于科技伦理的探讨，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是，其中只有极少数偶尔才会进入在公众视野。

    现代科学技术的二重性，很早就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深深忧虑，他们意识到——人，创造了现代科技这个工具，却反过来，正在让自身沦为这个工具的奴隶。而随着现代科技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与对科技的敬仰一道，对于科技的戒惧也与日俱增。这是因为，人类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强，而对它的驾驭却渐感力不从心。与此同时，科技发展越深入，其所触及的未知领域也就越多，可以预见那些虽然不可预见但分明能够感受到的风险正在加速集聚。

    由此，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个“礼物”，究竟是智慧女神的馈赠，还是潘多拉的盒子，抑或兼而有之？

    其实，人类曾亲手打开过一个个潘多拉盒子。爱因斯坦曾是研发核武器的最早建议者，后来他又成为最坚决反对核武器的人。虽然原子弹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核阴霾也就此与人类如影随形。爱因斯坦的终生懊悔，正映衬出科技改变人类的深刻之处——它一旦发生作用，便不可逆转、无可挽回。

    还有更多、更诱人，也更具毁灭性的潘多拉盒子正在被带到人类面前。“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的下一代就将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代人。”当代美国哲学家E·拉兹洛并非危言耸听：“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命运的选择：是进化和灭亡之间的选择。”

    如果说哲学家们所探讨的，未免抽象，电影则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困境做出了形象化的解读。在《逃出克隆岛》中，一个个活生生的克隆人被“圈养”起来，其实，他们不过是富豪们为了移植器官所做的备份。这些有思想、有情感的克隆人究竟是人，还是什么可供任意宰割的东西？在《月球》中，孤独的月球采矿者独自从事着枯燥的工作，一心希望完成三年合约后与家人团聚，但事实上，每到合约将满，他就会死掉，机器会造出另一个新的克隆版本，继续毫不知情地工作、继续憧憬能早日回到家人怀抱，周而复始。这样的人，是机器，还是奴隶？

    今天的科技发展让人类面临以往在“自然状态”下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就此，盲目排斥或是拒绝现代科技的发展，既愚蠢，也不现实。但是，必须时刻警惕，“科技发展”并不总是等于“人类进步”和“人类幸福”。

    在笔者看来，好的“科技”，至少要满足三个维度——揭示自然奥秘、探求科学真理，是为“求真”；确保不动摇人类生存的基础，是为“求存”；符合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为“求善”。而科技伦理，既是衡量后两者的重要标尺，也是人类必须守住的底线。

    遗憾的是，相对于科技发展，科技伦理的建构与约束已远远滞后。利益集团的功利私欲，常常将全体人类置于危险之中。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科技伦理的现时缺位和事后诸葛，让人们不得不一次次被动地接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恶果，在亡羊补牢中疲于奔命。

    科技伦理的介入，应当贯穿于科技发展的全生命流程。这需要各个相关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学术层面的积极参与和深入探讨，但将其作为“王谢堂前燕”局限在学术殿堂内，显然是不公平的。最好的方式，是在学术层面和公众平台都能进行充分的讨论。而在公众平台上，详尽的科普，不应该是科学研究中可有可无的“余兴节目”，而应该是科学家必须承担的义务。毕竟，社会公众不仅是巨额科研经费的提供者，而且同时作为利益攸关方，他们也有权知道自己已经资助或计划资助的科技项目，将把他们带往何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伦理”变为社会热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