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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交通和信息的日益发达，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日趋紧密。不同文明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情感表达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当不同文明之间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这些不同就可能导致感情上的不适、反感甚至嫌恶。二战给人带来的沉痛教训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感情不适和对抗无论多大，都不能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而必须在和平的状态中进行对话。但是，文明对话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呢？
每一种文明都自成体系且独立自存。当两种文明发生关系时，它们各自的扩张势头并不对等，而是有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文明指的是对话中的一方在话语权上显得更有力量，不但在本文明内显得自信，而且能够在对方引起较大程度的回应。相比之下，弱势文明缺乏足够的对话抗衡能力，在对话时常常被动。在对话的过程中，对于强势文明来说，简单的做法就是鼓励弱势文明放弃自身，进行文明转型，走向与强势文明一体化。这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文明转型”模式。强势文明认为自己所信奉的价值具有绝对优越性，代表了文明的未来走向，因而是普世价值。弱势文明应该以普世价值为向标，改造自己的文明，实现转型。事实上，这种文明对话的结果只能是：一方面破坏弱势文明的内在结构，摧毁其根基，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属；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强势文明的视角盲点，引导它走向自我毁灭。这种在普世价值旗帜下的文明转型，虽然也号称文明对话，但更多的是教化性的，是强者教化弱者。
所谓“文明的视角盲点”，指的是一种文明在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盲区。每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代代相传，形成了独有的性格，而性格的形成主要由以下因素组成：问题意识（或关怀倾向）、道德规范、思想方式、行为习惯等。这些因素通过某种结构结合在一起，规定着文明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向。每一种文明在这种结构中对周围事物的关注有程度的不同——它越关心的事，就越能调动本文明的各种资源去面对和处理；它越不关心的事，就越容易忽略不顾。那些被完全忽视的对象便是这个文明的盲区。由于它被完全忽视了，因而只要囿于本文明之中，它对本文明的意义便是不可能呈现的。
我们可以以中西文明关于“义”的不同解答，来展示文明盲点的存在。在西方文明中，柏拉图关于“正义”（适宜的生活方式和城邦政治）的讨论培养了一种在知识论上的真理情结。在知识论上谈论真理首先涉及真理的判断者，而判断者只能是个人。人们可能服从于权威而接受权威的意见，并进而给出判断，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在柏拉图看来，或者受骗于权威，或者跟着权威一起犯错。因此，每个人都拥有最高的判断权。这个最高判断权在认识论上最终引申出近代的主体理性主义；在伦理道德上导出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则追求个人权利。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提出性善论。他认为，只要一个人把内在于本性中的善发扬出来，并遵循而行，就是适宜的。孟子的这个学说，在认识论上，要求人不断体会并把握内在于自己的天命之性，即使是涉及外在世界的认识，也是为了帮助认识自己的天命之性；在伦理道德上，它要求培养个人的群体意识，因为个人的天命之性本身就包含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在政治上，它强调仁政，强调从群体关系出发对个人进行定位，强调个人的责任意识而非个人的权利等。在这两种文明视角中，西方人看到并重视的，中国人可能觉得不重要，熟视无睹；而中国人的关注点，西方人却不以为然，视而不见。
充分注意文明的视角盲点，是文明对话的关键。在普世价值—文明转型这种模式中，强势文明只看到弱势文明的缺陷，却对自己的视角盲点浑然不觉。这样，在要求弱势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不但破坏弱势文明的现有结构，同时还把自身的视角盲点嫁接在弱势文明之中。于是，强势文明虽然得到扩张，但并没有消解自身盲点；弱势文明虽然转型，却完全破坏了自身。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文明对话模式，而应当寻找一种在对话中能够彼此相互显示对方盲点的对话模式。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型的文明对话模式，即“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核心价值”指的是一种文明在生存上的主导性关怀和诉求、固有的思想方式以及独特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模式等。不同文明必然拥有独自的核心价值，比如，它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关心高于对其他文明的关心。这种核心价值常常表现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一旦伤害本文明的核心价值，人们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和感情受到伤害。而且，任何价值都只能是有益于本文明的生存，因而核心价值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即使不同文明在形式上拥有相同的价值，考虑到它们在生存上依附于各自的文明，它们也不可能跨越文明的边界而成为普世价值。比如，不同文明都拥有爱国主义这个价值，显然，这个价值不是普世的，而是彼此独立甚至是对立的。在核心价值—文明自觉这种对话模式中，我们不要求文明转型，而是促进通过文明对话来显示对方的文明盲点，从而能够让各自看到自己的缺陷，进而努力修补完善，提升视角高度，扩大生存空间。
在核心价值—文明自觉这种对话模式中，对话中的文明双方必须营造如下气氛。首先，双方必须有基本的相互信任。一般来说，一旦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敌视，认为对方的存在直接危害自身的生存，它们之间的对话是不可能的。信任是一种情感纽带。在信任中，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种无害的存在，从而愿意彼此和平相处。即使对方有一些在此方看来不合适的表现，在信任中，彼此可以很容易相互理解并谅解。没有信任情感作为连接双方的纽带，小小的意外都可能酿成冲突，根本无法进行对话。当然，建立信任是双方的事。不过，强势文明的善意表达以及小事忍让乃是跟弱势文明建立信任情感的开始。
其次，文明对话必须在相互尊重中进行。一般来说，在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的交往中，弱势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向往强势文明。也就是说，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有基本的尊重，并希望通过对话来学习并了解强势文明，以提升自己的文明高度。然而，强势文明在这种关系中常常看不起弱势文明，因而不会自然而然地对后者产生尊重情感。缺乏尊重情感，就不可能向对方学习，从而也就无法进行平等对话。实际上，对于强势文明来说，它们更乐于把自己的核心价值上升为普世价值，并将之强加给弱势文明，促使后者进行文明转型。这是强势文明扩张的过程。这样做的结果无法消解强势文明的视角盲点，并提升自己的视野。因此，培养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尊重，推动强势文明进入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对话模式，至为关键。
再次，文明对话的落脚点是互惠。在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对话模式中进行对话，双方开始暴露自己的视角盲点。这个暴露引导双方进入一种令人难堪的生存状态，并进而看到一直被这个视角盲点所遮蔽的各种缺陷。这种难堪是一种动力性的因素，推动文明进行修补工作，从而提升自己的视野，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这是一种互惠的文明对话。相反，在普世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中，弱势文明在对话中丧失自身，成为强势文明的一部分；而强势文明则继续在某种视角盲点中生存，直到这个盲点中的缺陷把文明引向毁灭。这是一种短视的文明对话。
普世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是过去几十年来由西方学者所提倡并推动的对话模式。它对当今世界各种政治上的动荡不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这种对话模式应该寿终正寝了。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对话模式——在互信、互尊、互惠中提升自身的视角，增强自身的能力，引导世界诸文明进入一种共存的和谐状态。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正义概念：从《理想国》到《罗马书》”负责人、山东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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