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是我党在政权建设中的一贯要求,它是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保证。即使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也注重吏治的清明。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等等,都有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吏以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形象感召着世人。
在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收藏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有一些清代县官廉洁从政方面的档案资料。从顺治四年(164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上,清代南部县先后有144名知县到任履职。许多县令走马上任之初,都要发布檄文,张贴告示,将自己的从政理念或廉政守则昭告天下。现从卷帙浩繁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遴选几件,介绍一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南部县知县章仪庆到任前发布的檄文中写道:“大宪檄委,调署南部县事,除将到任日期另行红示外,合行谕知。为此谕,仰阖衙书役人等知悉。即将上任礼节须知事宜,造具简明清册,赍送前来,以凭查阅。”(图1)
章仪庆,1861年出生,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光绪十八年由监生出任海防县县丞,光绪二十七年到四川做知县试用,先后调赴资州行营、川汉铁路公司书吏、四川提督学院稽核、《四川官报》书面委员、保宁府剑州知州。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这位从浙江“异地交流”来到四川,且经过“多岗锻炼”、两次加级、十四次记大功的七品县官,正式到南部县担任知县。朴实低调的他,在到任的檄文中,专门对“阖衙书役人等”明确提出要求:“公馆衙署只须洒扫洁净,毋得张灯结彩稍事奢华,应用一切器具照常备置”,为减轻百姓负担,他特别强调:“不准藉端苛派扰累民间。”
为贴近基层民众,章仪庆到任后,还以白话文的形式,写了一篇顺口溜《告示》(图2)。全文如下:“本县两代宦蜀,早已自矢清勤。地方一切利弊,莫不洞悉情形。兹者调任斯土,合亟揭示官箴。衙门最重关防,首先裁去门丁。请员专司收发,务期弊绝风清。事无轻重巨细,莫不亲自决行。要在一秉大公,使民共见共闻。仆役书差人等,随时约束严明。如敢招摇撞骗,拿办绝不徇情。本县言出法随,其各一体凛遵。”在这篇《告示》中,章仪庆向广大百姓表明:自己的父辈也曾在四川为官,本人虽属“官二代”,但“早已自矢清勤”,具有廉洁从政的“遗传基因”。凭借多年的基层从政经历,对于地方一切利弊,早已心知肚明。他决定率先垂范,从自己做起,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秉持公道,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对于“门难进”的衙门作风,章仪庆深恶痛绝。因此,为提高办事效率,他首先拿县衙开刀,裁去门丁,以减少财政支出。并严格约束身边工作人员,若有拉大旗作虎皮、假冒领导名义招摇撞骗者,拿办绝不徇情。
宣统元年四月,侯昌镇赴南部县任知县。侯昌镇原籍湖南大庸(今张家界市),曾任直隶州知州,并在四川奉节、开县等地担任过知县。在奉节县任职时,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奉节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又捐出自己的俸禄,在东屯浣花溪畔重建瀼西杜甫草堂,并在草堂分厢房设学馆,延师教育后生。
他在就任南部县知县的檄文中,着重强调:“所有应备一切须知册结,只于交界处所投递,书役人等不准越境远迎。”到南部县正式就任之后,侯昌镇也沿袭历任南部县知县的做法,以白话文的形式,写了一篇顺口溜《告示》(图3):“本县莅任各县,关防必先认真。治理悉由已出,概不假手于人。幕友皆延正士,并未携带官亲。所有家人杂役,选派亦极严明。平日督查办事,不准擅出宅门。倘有无知妄作,假官势焰熏蒸;或则招摇撞骗,或则搕诈平民;甚至词讼案件,违规需索钱文。种种不法情事,无论受害何人,准其随时捆送,惩治绝不徇情。绅商士庶人等,其各一体凛遵。”可以看出,侯昌镇也是一个崇尚廉洁的县官。同时,他也是一个责任心强、敢于担当的地方行政首脑。凡是涉及本县治理方面的大事,他从不推诿,找人代劳;“智囊团”和协助办理文案、刑名、钱谷等事务的人员,全部延聘正士,并未携带亲戚六眷。他表示,对于“招摇撞骗”“搕诈平民”“需索钱文”等等“不法情事”,一经发现,“惩治绝不徇情”。
宣统三年(1911年),侯昌镇在南部县任职届满之后,又被调入阆中县担任知县。在封建社会中,许多异地为官的人致仕(退休)之后,都要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或许是对四川感情太深,尤其对奉节县情有独钟。民国初年,侯昌镇退休后未再回到原籍湖南,却卜居奉节县东屯草堂,殁后葬于杜公祠旁。
侯昌镇在奉节县任职期间廉洁勤政,秉公执法,被百姓称为“侯青天”。
实际上,在封建社会,国人的“青天情结”,是对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清正廉明的呼唤与诉求。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山东、河南为官时,进京奏事从来都是“空囊以入”,他不卑不亢,“清风两袖朝天去”,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赞誉。明嘉靖年间,河北无极知县郭允礼将一幅官箴用大理石嵌于衙署的墙壁。箴文写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可见,吏治的清浊与政风世风的淳厚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乾坤朗朗、吏治清明,世风淳厚、官场洁净,是中国历朝历代开明的皇帝、正直的大臣和平民百姓共同期盼的“人文景观”,也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包公得以名垂青史,于化龙能被奉若神明,皆是缘于他们坦荡无私,廉洁清正。细读以上清代档案,或许是我们以史为镜所应获得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