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赢”是草原丝绸之路的精神内核

草原丝绸之路是大航海的重要诱因

    记者：请您谈谈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形成，以及与之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是指中原汉地通过蒙古高原与欧亚草原，与古代地中海世界之间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的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丝绸之路产生的具体时代虽不可考，但史前时代就已存在。其产生的背景有四点：一是人类的好奇心以及渴望了解其他文明的愿望。二是古代亚洲大陆南方农耕社会与北方游牧社会之间，基于畜产品与农业、手工业品交换的相互依存与对立关系。三是游牧民族驯化马匹而具有远距离的交通能力，其经常换草场而形成的移动生活方式，使之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重要沟通者。四是蒙古高原与欧亚草原之间自然与气候条件相似，不存在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是东西往来的天然通道。

    与草原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人物很多，如汉代的张骞、王昭君，清代的图理琛等，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时代，是欧洲与中国从间接联系转变为直接联系的时代。在马可·波罗幼年，其父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就来过中国，他们的经历激发了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浓厚兴趣，直接促成了马可·波罗东游，而二人第一次来中国时，走的正是草原丝绸之路。马可·波罗东游归国后，经其口述，他人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描绘了东方的繁荣与富饶，激起欧洲人对东方文明与财富的倾慕，为避开控制近东的奥斯曼帝国势力，另辟通往东方的海上道路，欧洲的航海家们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因此，当代有些学者将全球化的开始上推至五六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但他们忽视了大航海与草原丝绸之路之间的联系，而后者恰恰是前者产生最重要的诱因之一。

    记者：草原丝绸之路有哪些独特的文化特征？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连接位于蒙古高原南部边缘的中原地区，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区，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

    无论是发现的古代遗迹，还是出土的文物，都能体现文化的多元性。如金银器这种贵重金属制造的器物，最能表现文化的内外形态。中外考古学界已经注意到一些商周青铜器与蒙古高原以及欧亚草原器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公元前2000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金器融合了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因素，战国时期匈奴的金银器体现最为明显，如流行于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艺术中的怪兽纹。

    草原丝绸之路连接着东西方两端。游牧民族将用牛马羊驼换来的汉家丝绢，贩运到欧洲，换来遥远西方的产品。在往返过程中，相隔万里的中国与欧洲除了交换商品之外，也得以互通消息。因此可以说，草原丝路在当时也是信息往来的渠道。

草原丝路的遗产

    记者：作为连接东西方经济贸易与文化的大动脉，草原丝绸之路留下了哪些遗产价值？

    刘迎胜：我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留下的遗产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层面，它是欧亚大陆地区商品贸易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之路。古代，欧亚地区对中国盛产的丝绸、瓷器、茶叶有巨大的需求，中国人则喜爱西域的毛织品、宝石、香料等。产品的交换带来了生产技术的相互促进。此外，造纸等重要技术也传到西方。例如，751年，唐军和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在中亚草原城镇怛罗斯附近发生激烈战斗，唐军1万多人被俘，其中包括造纸工匠，从此，中亚、中东、西亚和欧洲进入纸张时代。在纸张时代之前，欧洲与西亚的知识载体主要是羊皮，因为来源稀少、价格昂贵而流通不广。造纸术的西传使人类保存前代知识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是欧洲后来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的助推剂。

    其次，它是欧亚大陆地区精神世界的交流之路。如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推行佛教，佛教徒遍及印度各地，迅速传向邻国，公元1世纪，中原地区已经有佛教流行。在西方宗教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同时，诞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随着人员流动而在西域地区传播。汉唐时期的西域考古发现有很多道教遗迹，如书法、绘画、织物及墓葬艺术等，迟至蒙元时期，长春真人丘处机在赴中亚拜见成吉思汗时，还见到了信奉道教的民众。产生于中近东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又称景教，曾经中亚传入唐帝国。唐灭亡后，虽然一度在中原绝迹，但却在中亚与蒙古草原广为流传，到元代又再一次入华。14世纪时，教皇还应大都（今北京）基督教徒所请，派来使臣马黎诺里。

    记者：草原丝绸之路的建设对发展友好合作的中蒙关系有何意义？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终结了，但其给当代留下了“合作共赢”的理念。新时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无疑为建设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一带一路”是一个让中国和包括蒙古在内的相关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将进一步夯实新时代中蒙关系的基础。

    （本报记者 郑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