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思路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发生在西欧的基督教改革原本是出自信仰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出的现世的禁欲精神、努力的劳动观念、理性的生活方式却无意中暗合了经商逐利的市场行为，从而促进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的宗教伦理中缺乏上述精神内涵，因而也就成为这些地区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障碍。应该承认，马克斯·韦伯的这一研究在方法论上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动力。过去，人们只知道石油是资源、煤炭是资源，而没有意识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经济的相继崛起，马克斯·韦伯的具体观点却遭遇到了现实的挑战。人们开始意识到：以世俗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明并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样，是与现代社会无法兼容的一具僵尸，而是潜藏着人们尚未认识的巨大活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范围的儒学研究热潮逐渐升温，儒家文明所包含的内在价值正在被学术界重新估量和评判。进而，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显然，这种文化的研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放眼世界的竞争：从资源的竞争到资本的竞争，从军事的竞争到科技的竞争，从人才的竞争到教育的竞争，从制度的竞争到文化的竞争……文化的内生动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化的软实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然而，有竞争就会有冲突，文化间的竞争也会导致文化间的冲突。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冷战之后，意识形态的冲突仍然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是很难兼容的。如果法律允许，一个人是可以有双重国籍的；然而我们却难以设想，一个穆斯林同时也是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因此他预言：“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利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就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不久，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了。接下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乃至“基地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IS）等极端恐怖集团的兴起，好像都在为这部著作增添着注脚。因此，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避免出现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而对抗基督教文明的局面，又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然了，不仅西方人关心儒家文明的当代命运，关心这一问题的，首先应该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文明便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现代化转型。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前无古人的情况下渐渐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个“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实现传统的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孔子的故乡曲阜时要求理论工作者要把四个问题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是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近些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研究儒家文明的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学术刊物、学术论著、学术会议大量涌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选题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问题意识，无法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现代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爱做死学问，缺少新思路。第二，在视野方面，不少研究者缺乏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不能跳出儒学来看待儒学，在世界范围的文化比较中来研究儒学，从而也无法使儒学研究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课题。第三，在态度方面，不少研究者喜欢将自己的民族情感或乡土观念带进学术研究，将冷静客观的研究与激情澎湃的宣传混为一谈，从而也就难以保持一分为二的科学精神。第四，在方法上，不少研究者受制于传统学术范式的影响，喜欢延续传统经学的理路，不是对经学文本进行名物、训诂、考证，就是对圣人的思想进行微言大义的引申与发挥，而未能使研究的水准达到现代学术的高度。第五，在学科上，不少学者受制于自身专业的限制，不会从跨学科的角度思考和研究儒学，从而也就难以获得突破性的进展。第六，在手段上，不少学者仍然习惯于书斋式的演绎、推论的研究方法，既不会做社会学的统计分析，也不愿意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从而限制了学术的进步。针对这种局面，要使儒学研究实现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就必须联合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协作攻关，并搭建“文化基因”“文化实力”“文化转型”“文化安全”这四个研究平台。

    所谓“文化基因”研究，当然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即从“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出发，考察儒家文化的义理结构及其构成的历史原因：为什么在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伦理文化？如果说，此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要从“时间”这一“量”的角度上判定中华文明产生的渊源，那么我们的此项研究是要从“义理”这一“质”的角度上判定中华文化产生的原因：其生命的源头在哪里？其本质的规定是什么？所谓“文化实力”研究，即从“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出发，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判定儒家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找到传统文化的“富矿”，以说明我们的“软实力”究竟在哪里？以及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其功效的问题。所谓“文化转型”研究，当然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即从“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出发，研究原属于农业社会的儒家文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扬弃其历史性的糟粕，弘扬其民族性的活力，并寻找到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的有效途径。所谓“文化安全”，同样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从国内的情况看，要研究儒家文化如何“走向基层”“走向民间”，从而有效地抵御各种邪教组织的入侵，恢复基层民众的道德素养，克服整个社会的伦理危机，确保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从国际的范围来看，要研究儒家文化如何“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从而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等其他域外文化相互补充、彼此共荣，防止误解、避免冲突等问题。

    以上这些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既是专业的问题，也是非专业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都是关乎儒家文明现代命运、关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