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国家前行航程中的瞭望者”

    记者：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强智库建设，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高校智库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类，和其他类别智库相比，具有怎样的“共性中的个性”，应该且可能在哪些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林尚立：高校智库的定位，须放在整个国家智库体系的大格局中分析。一个国家要发展壮大，要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优势，其战略能力至关重要。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综合体现。从现实层面看，智库存在层次与功能的分级分类——有的智库侧重于提出具体的战术性建议，有的则更侧重于提出战略性预测与建议。战术层面解决的大多是国家治理当中“急、难、愁”的技术性问题，战略层面未必像前者那样具体，却更加具有长远眼光与全局意义。这两类智库都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一时看来政府可能有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制定好的战术首先要有战略能力作为支撑，否则，战术再好，可以赢一城一池，却未必赢得了整个战争。所以，战略层面跟战术层面要相互结合。一般来说，有战略能力的智库越多，它对整个智库的引领性就越强，战术型智库的质量也会越高。

    高校智库，应该更侧重于提供针对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方案；高校智库人才，应该是能够把握事物根本、判定事物虚实、敏锐判断社会变化趋势的战略科学家，在他的决策建议背后，首先要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论能力和专业能力。换言之，高校智库应该做国家前行航程中的瞭望者，登高望远，指引航向。

    记者：做出这样的定位区分，是基于什么原因？您怎么看待智库建设与大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林尚立：这样的定位，是从高校智库建设的优势与劣势出发而得出的结论。

    大学建设智库，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撑、有力的学科依托、丰厚的学术底蕴，能够更好地把握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动向。值得注意的是，优势如果利用不好，也可能转化为劣势，尤其是长期的学科建设带来的学术导向、重理论而轻实践的传统观念。同时，与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等相比，高校智库的确存在与社会实际对接性不强、对政策体系与决策过程不够熟悉等不足之处。加之大学受到体制约束，在队伍上很难形成非常大的智库兵团，在资金上很难像社会智库那样有充足的投入。

    基于以上现实，大学智库更应该注重发挥既有优势，在此基础上着力补足短板，使智库团队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能力。只要具备了这些基础条件，再借助逐渐成熟起来的与现实对接的机制，高校就可以释放出战略研究、服务现实的巨大潜力。

    智库建设与大学固有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职能不存在本质冲突，反而可以相互促进。从一定意义上看，智库建设能够作为高校内部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为高校提供转型发展的有利契机。首先，智库建设的问题导向、现实观照，能够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整合，既有利于各个学科的成长，也有利于人才培养。其次，高校建设智库有利于知识体系转换，使写在教材上的人文社科知识转化为对社会的推进力量，推动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社会科学要真正发展必须跟着国家和社会走。最后，通过智库建设，大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国际化优势，在全球舞台上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合作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支撑点和对外展示窗口。

    记者：您也谈到了智库国际化的问题。高校在国际化方面有着突出优势，而复旦智库已经与海外高校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三个中国研究中心。高校智库国际化有什么重要意义？

    林尚立：首先，高校智库国际化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密，中国的发展更加需要对国际环境、各国情势的正确研判。高校智库如果不能充分了解世界，为国家发展出的主意是基于对世界的错觉，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充满兴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助于破除偏见、合作共赢。所以，我们希望发挥智库优势，在民间外交的互动过程中既提高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也增进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其次，从智库建设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多方面应向国外智库学习，例如智库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成果转化方式，等等。实际上，世界一流智库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在长期摸索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作为后来者，要想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走向国际，向国外成熟智库学习。再次，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国际化进程不可或缺。人文社会科学是支撑智库的主要力量，如果其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不能在国际平台上展开，那么中国的决策支撑能力就很难快速成长，很难培养出国际水准的思想家、战略家、政策实践家和社会行动家。应当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在良性发展三十多年后，已经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国际化进程有助于使其形成完善的体系，完成自我主体的建构。最后，从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角度看，要在国际舞台上牢牢把握话语权，就要首先形成对话、展开探讨，还应该努力在国外平台上主动设置议题、邀集国际学者讨论中国问题。在这些方面，智库大有可为。

    记者：以上我们谈的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切实办好大学智库，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需要观念、体制、组织方式等方面的深刻革新。如何推动这一进程？

    林尚立：首要的一点是转变观念，引导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学者们把理论研究跟战略思考、政策设计结合起来。只有观念转变了，才能推动不同学科根据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整合。其次，一定要“打开门”，不仅在校内打开门，也要在校外打开门；不仅打开一层门，还要打开多层门。在校内，要在各个学科之间打开门，要向教授打开门，还要向具备一定能力的学生打开门。高层次的学生是相当重要的力量，既能够支撑智库的基本运行，也能为智库的未来培养人才；在校外，不仅要向政府打开门，也要向社会打开门，要从政府获取研究需求和相关数据，并充分利用社会研究机构等优势力量做好研究。再次，要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这种建立不一定要把旧的体制完全打破，也可以在过去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体制中嵌入一个新的结构。例如，复旦大学成立了发展研究院，为各个院系服务，实现资源共享，聚智、聚人、聚问题。最后，要培养和汇聚各类人才。一要有稳定的战略科学家，他们是研究的核心和领军者；二要有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组织经营团队，即集学术能力、行政能力、服务能力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三要聚集方方面面的专家和国际学者。这种聚集应该是流动性的聚集，像万花筒一样聚合而不沉淀。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智库“大脑”的活跃和创新。

    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极其缺乏专业化的学术服务团队。随着“智库时代”真正到来，这类人才会成为人才市场上很抢手的群体，只可惜现在我们没有重视这批人存在的价值。实际上，这是高度专业化的一类人才。真正的一流智库，必须拥有非常专业的学术服务团队，把思想以及思想所形成的制度设计转化成思想产品，把思想生产过程或战略生产过程管理好、服务好，把智库和社会、政府、不同学科间的关系经营好。有了他们之后，学者才能够专心于核心研究，提升学术生产的速率与效益。因此，对这类人才的培养与重视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记者：除了智库自身的努力，政府及社会各界还应为智库发展做些什么？

    林尚立：首先，国家应该明确对智库的需求，及时公开需要智库提供服务的领域、需要智库提供建议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数据资料协助；其次，社会各界要营造帮助智库发展的良好生态；最后，也是当前呼声很高的一点：建立健全智库成果评价激励机制。

    高校智库在现行评价体制机制下遇到很大难题。按照传统观念，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不算成果，只有学术论文才可纳入评价体系。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包含两个维度的目标——终极目标是服务人类长远发展，现实目标是服务国家进步和百姓幸福。学者既应有科学的追求，又要有现实的使命。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来看，拥有一批为国家出谋划策的专家队伍是极其重要的，政府需要社会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服务社会的使命，继而改革现有“唯学术、唯论文”的评价机制。

    我认为，评价智库水平，应当看它服务政府的能力：它是否有成熟的服务机制，能否敏锐地提出问题、建构战略，能否引导和回答社会问题；看它在社会和国际上的公信力、权威性如何。政府可以组织针对智库的评审，评选出对政府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建议，作为衡量智库能力贡献的重要依据。通过此类评审，也可积累丰富的战略智慧，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加厚重的智力储备。（本报记者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