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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08日 星期三

    学者专栏·卢现祥③

    创新组织: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作者:卢现祥 《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08日 15版)

        制度包括组织和规则。在创新中组织非常重要,在钱德勒看来,组织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组成部分。新技术仅仅提供了生产率的潜力,实现新技术的潜在经济效益则是一个组织性问题,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可能的经济效益只有通过组织创新才能被实现。由此来看,经济组织的效率可能和技术变迁同等重要。

        自主创新的经济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自上而下的创新和自下而上的创新,两种组织形式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投资的来源以及创新的动力来自何处。罗森伯格和伯泽尔指出,要使技术变革有效而持久,当局必须放弃它们对革新进程的直接支配权,并使之分散。这实际是为技术进步的发生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成功的创新者要有富足的机会和决策权。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进步很少是自上而下的,通常也不需要得到权威部门的许可。但我国的技术进步经常是由政府发起的。

        自上而下往往是少数人的选择或决策决定了多数人的选择,在这种组织形式下,下边的人为了迎合上边人的偏好或需要,往往放弃了自己的选择。而且这种组织形式会导致重复研究或建设,同构化严重。自下而上的创新是草根式创新,有利于发挥每个人、每个经济主体的创造性,所产生的创新能量远大于自上而下的创新。

        自上而下的研发组织形式会带来几个问题,一是不利于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的建立;二是研发与产业成为两张皮,不利于发明转化为创新的形成;三是这种组织形式不利于解决科技中的诚信与产出率问题,因为过长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利于建立有效的科研资源配置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四是政府导向而非市场导向,难以将创造发明转化为创新、产业和实业。

        2012年,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我国大约70%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来自政府,但存在着研发投入漏损严重的问题,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而在美国、日本和德国则是由工业界负责70%以上的研发支出。工业界会更重视根据市场需求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这样的研究与开发更具有商业实用价值。

        这些年我国科技投入水平上去了,但主要限于硬件投资,对发明、创意、创新的激励不够。我国的许多项目经费规定只能用于硬件投资,缺少对软件投入的支持,研发人员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在研发投入方面,同样的金额,纵向课题(政府主导的)比横向课题(市场主导的)更重要,这是政府主导的研发高于市场主导的研发思维的体现。在研发绩效的管理上,大多数科技投资既不用接受市场的检验,政府的验收也只能是粗线条的,甚至无用的成果也没有惩罚措施。

        自上而下的创新组织形式导致创新者把眼睛盯着政府而不是市场。以我国的研究机构运作为例,这些机构的运作经费一小部分来自财政拨款,大部分来自一些部委的“竞争性课题”。这种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的研发投入体制大大降低了研发投入的效率。一方面,多头的科技资源供给体制很难集中资源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部委的课题由于专业、技术、信息、利益等方面的原因,也难以反映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会导致重复投入。另一方面,研究机构及科技人员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争取这些竞争性课题,科研机构难以有效地整合资源,资金低效使用,考核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科技资源分配体制下,科技人员难以静下心来从事科技研究,虽然很容易导致科技数量增长,但自主创新能力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更有甚者,一部分研发投入成为了设租和寻租的对象,更加阻碍了中国企业创新的步伐。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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