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的现代生机

    对我来说，写《大时间》完全是一个意外。《非常道》以后，我的研读范围仍在历史领域。到云南读书的时候，所带的书也多是历史书，当然顺便也带了不少天文考古一类的专业书。《老子传》写出来后，不少人说那是我最好的书，还有一些人提出建议，希望看到我笔下的墨子、孟子，甚至孔子。我也一度动心过，但当时的编辑约我写近代史专栏文章，说大家仍对近现代史感兴趣。为稻粱谋，我没有把精力投入到对诸子的研读中去，对墨子、孟子做了零星的编年材料整理，就放下了。除了及时的研读外，平时看闲书，或说自己思之再攻之的领域，大概就是易经了。

    因为易经太难了。回北京之前，我已经读过几十本关于易经的书，仍不懂它。没有专家解释会读得一头雾水，有了专家解释更会糊涂。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成文的，它的结构、文辞有何秘密。我曾经问过饶宗颐先生的一个朋友，答复说，易经难攻，不好入门。直到前几年，还有人写书，说易经是外星人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我朦胧地感觉到，从易经发源的诸子之学并没有把易经的真相完全揭示出来，“轴心时代”流传下来的人类经典中，易经大概是唯一未被完全读懂的书。但易经的效用是巨大的。即使后来的儒释道各有对世界的总体性解释，但它们仍要回向易经，从中寻找新生的思想资源。

    孔子学易，说可以无大过。虞世南说，不学易，不可为将相。孙思邈说，不知易，不可为太医。据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名言，不懂易经者，不得入内阁……甚至明清的高僧们，在弘法之际，仍会以佛以禅解易。易经是一个巨大的富矿，对一切认真的人都会敞开其资源。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在抗暴之后，无不从易经中获得启示。王夫之是由观卦进入到中华文明的堂奥之中，黄宗羲是由明夷卦进入，顾炎武是由贲卦进入，他们都从易经中安身立命。莱布尼茨的“先天和谐”理论，荣格的“共和性原理”，玻尔的“并协原理”，等等，其灵感无不来自易经。

    由此可见，易经不仅是一座富矿，它更是人类智力演进的发动机。我读易经很简单，我认定它有简易的结构，只是我们不得其门而入罢了。这一研读过程是寂寞的，也是兴奋的。对易经的神秘化使周围的朋友听说我在研易时一度担心，孔子五十才学易，你读易是不是早了些，会不会走火入魔？但“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易经的魅力确实只有当事人能够领悟。

    在把潘雨廷等人的著作读完后，现有的图书已难给我提示线索，我就到网上去寻找材料。有的网友用二进位制来作为切入点，给我很大启发；后来发现陕西的张桢老师的易学文章，结合汉儒们的成果，则一下子豁然开朗：易经其实是卦历，是对时空中消息、现象的总结。二进位制的数学工具则让我明白汉儒们对易经64卦的安顿是一个错误。很多东西可以迎刃而解了。

    卜、卦、筮等字眼不再如后人包括今人那样妖魔化，是先民们求助于不可知的命运；而是先民以最笨的办法测算计算时间，计算太阳、月亮跟大地的关系。八卦就是千百年来所说的四时八节，是春夏秋冬的确立点，以及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等二分二至的时段。64卦就是一个太阳年的64段小时空，以二进位制算，自复卦从南回归线折返北进，阳能一下子从坤卦的0数变为32，其后的颐、屯、益、震，每一卦的阳能都依次增加一分，直到夏至时的乾卦阳能变为63分，其后的姤卦则相反，将乾卦的阴能0数变为32，直到冬至时的坤卦阴能增为63……汉代以来的易学家把一卦分管六天，或六日七分，因此只能采用60卦，而把多余的四卦抽出来，这显然是人为安排，并没有理解64卦之间的数学关系。

    我曾专门到陕北去拜会张桢老师，他是一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跟易经有不解之缘。潘雨廷的著作，我在云南跟乡民重温儿时乡村生活的经验，等等，让我试着用农耕文化生活来解读易经的卦爻辞，居然验十而有九当。这让我起大信心，我认定64卦的卦辞跟甲骨文占卜的刻辞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与先民对每一卦即五六天内的时空感知相关。

    我在春天开始动笔，从太阳回到北半球的复卦开始写起，复卦中有“朋来无咎”“出入无疾”等辞，这不正是中国人过年送红包的现象吗？不正是近几年冬至前后大家重视养生意识吗？几千年前的辞句今天仍有效，让我理解了易经“观象系辞”的本质。这一卦卦的解读充满了惊喜，用二进位制来排序写，伏羲先天序列一目了然。到写到惊蛰后的离火卦时，更为精彩。这一春分前的时空，大自然的动物告别冬眠，人类的春耕开始，先民需要劳动力，需要生活资料，那么此时捕猎是最好不过了，离卦的字、卦都有网罗之象，卦辞则有“畜牝牛，吉”，此时母牛怀胎，围捕容易。再看爻辞，正是捕捉飞禽走兽的白描……我当时的震动难以言喻，我相信我接近了易经的本来，我的乡村生活经验大概是很多易学家们不具备的演易资粮。

    损卦是损益之道，农村人待客要用八大碗，但在清明前青黄不接的时候，用两大碗也是虔诚的，损卦卦辞正是此义。类似的故事太多了，夬卦是夏至前抢收决战的故事，大过卦是农村房屋大梁的故事，涣卦是秋天洪水的故事，晋卦是立冬后供暖的故事……64卦，多半是先民在时空中的故事，是其果然、应然和必然，我们今人一旦进入那些时空，仍会呼应先民，跟他们一样反应，有他们一样的遭遇。我把这些时空中的消息翻译出来。我认定“卜”字是计算；而“筮”字是翻译，是对话的逻各斯。

    顾炎武由贲卦进入中华学术的堂奥，他感叹：“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他没有追问，后来的人何以茫然无知？我在易经的研读中发现，上古中国至少两道防火墙导致了顾炎武看到的结果，一是“绝地天通”运动，一是文王卦序取代伏羲先天卦序。从孔子以降，直到宋朝，上千年的时间，大家都跟天地失去了沟通，只能在文王卦序里做文章，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对易经敬而远之，或把易经神秘化了。我相信，我把人人都能与天地对话的易经还给了每一个人。

    我的书写完后，不少人不知道如何把我的书归类，他们说，即使是一次重大的演易，这跟现代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一度只能说，我为每位读者找到了自己的“源代码”，人生的路线图。但易经显然不仅仅这样简单。

    其实书和人生一样，日新又新。易经的研究远未完成，毋宁说，我的《大时间》只是一个开始。在基因工程、卫生、体育、音乐、摄影等等领域，都可以结合《大时间》向前推进。

    有人问，现代人读易经有什么用？学院派以及江湖派已经用实际生活证实了易经之用。近代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章太炎一度以为“《易》道冥昧，可以存而不论”，后来人生阅历丰富后才明白，“不学《易》，则终身不能无大过，而悔吝随之。”但自章太炎之后的“五四”新文化巨子们开始，易经不在现当代中国知识界的研思范围之内，可谓知识界的一大损失。

    有贤者曾跟我说，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们在沉潜往复之余，都会在易经面前停步，并提交自己解读易经的思考。我后来也承认，一代代的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们用心于“仁爱”“良知良能”，但他们其实更用心于易经研究。潘雨廷先生的弟子张文江先生曾说：“现在一般讨论的国学或者儒家之类，都还是偏向于抵抗外来文化的保守层面，谈不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而《周易》是自强不息的中华学术的代表，它是中华民族内在的核心价值观，应对的就是竞争的场面，而不是单单提倡仁义道德之类。在世界竞争格局下，比较纯粹的中华学术——也不是文学，也不是历史，也不是哲学——就是有这个强悍的东西。中华民族可以在智力上、学术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绝不逊色于任何外来民族，可以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彼此取长补短，互相交流。”我认同张先生的话，易经不是来抵抗竞争的，而是来参赞现代文明的，生生之谓易，易经有生机。

    在我看来，伏羲卦序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先天判断”。回到这一先天状态，我们才算得上可以知天文的，是可以通天通地的。用老子回答孔子的话：“吾游心于物之初。”潘雨廷先生说：“凡人初出母胎，本来潜备无穷无尽德用，是大宝藏，入此大宝藏而得乾坤衍，不已较龙树入龙窟以得华严为发展乎！合诸西洋文化，哲学基础在自然科学，由天文、地质、物理、化学而生物，由生物而究及生命起源，莫非在窥此大宝藏，自成立分子生物学以至量子生物学后，其义大显……”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要读易？其实就是要“窥此大宝藏”，使自己进入时间空间的坐标中，并使人成为一个全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