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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先生生前是南开大学名教授，曾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等等职务；同时是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专家，被称誉为“纵横三学”的学者；一生从事古典目录学、历史学、方志学、档案学、文献学等的研究，特别对图书馆学教育做出了一己的贡献。去年初春在91岁高龄去世，以一支红烛的高贵身影，向这个他奉献一生的世界做了最后的道别。
来新夏先生对我们来说还有一层更亲切的意义：他是光明日报文学副刊的老作者，从1994年6月25日第一篇《论代人受过》开始一直到他辞世，老人家一共为我们副刊撰写了40篇散文和随笔；加上他为我报《史学》等其他版面写的文章，这个数字总共达到68篇之多。最后一篇是2013年5月24日发表在《文荟·大观》副刊上的《题赵胥〈朴庐藏珍〉》，当时他已90岁高龄，依然思路清晰，文笔遒劲，显示出强健的文化生命力。
可惜仅仅在10个月之后，他却在没有什么征兆的情况下，遽然离去。我猜想：大概是他这辈子做得太多了，晚年仍快马加鞭地驱赶自己，上帝实在觉得心疼，就派来黄鹤把他接走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我是南开大学七八级中文系学生，1978—1982年在南开园读书。都怪我生性愚钝不开窍，那时只知道在教室与图书馆之间死心眼儿啃书本，不懂得去请教名师如何才能把书读好，这是我离开南开、特别是与来新夏先生成为忘年交以后所痛悔不已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来先生乃声名远播的大教授，而我只不过是南开数千学子中不起眼的一个，与他之间不仅隔着中文系与历史系的跨界鸿沟，更是大海洋与小水滴的不同阶层不同分子。
认识来新夏先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时任光明日报《周末文荟》副刊编辑。是我主动“追逐名人”的：一次在某报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觉得学问深湛，见识独到，遂以南开学生的身份“套近乎”向他约稿。来先生果然“中招”了，后来一篇篇发来佳作，我窃喜。
一来二去，我逐渐发现了来先生的许多可敬之处：比如他从不摆名人架子，每次来稿，必定会附上一封亲笔信，显示出对编辑部的尊重。他也从不摆出大学问家的姿态，逢到生僻的史实、事例，尽量写得深入浅出，让读者易于接受。我们认识的20年里，他从没耍过“大牌”或露出“学霸”的范儿，碰到我不懂之处，他从未嫌弃或鄙视，而总是耐心开导，诲人不倦……
来新夏出身书香世家，发蒙时随其祖父来裕恂读书。来裕恂老爷子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的弟子，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师范科就读，当时鲁迅先生也在那里读书。在东瀛期间，来裕恂受革命思想影响，很早就参与了辛亥革命活动，还曾担任由孙中山创立的横滨中华学校的教务长。一次他读到日本人写的一部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受刺激，立志自己也要写一部，回国后潜心4年，写出《汉文典》《中国文学史》等多部著作。祖父不仅在年幼的来新夏心中播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也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或者亦可以说，纵观来新夏先生的一生，其实走的就是严复、梁启超、鲁迅、来裕恂那一代现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在后来的求学之路上，来先生还从名师陈垣、余嘉熙、启功等诸位大师，打下了深厚的学养基底；加上天资聪颖，好强争先，进入南开大学不久即成为“南开四才子”之一。他对金钱往往淡然一笑，但做起学问来却是一丝不苟。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一部接一部地出书，有小得像《新华字典》一样精致的小册子，更有像《辞海》一样比砖头还厚阔的大部头，拿在手中沉甸甸的把胳臂压得生疼。特别是在他晚年的生命时期里，他出书的速度就像是由286翻到386又翻到486，由2G翻到3G又翻到4G，我每过几个月便会接到他的新书，都有些应接不暇了。心里便生玄想：从人类的物理能量来说，一个人也就百把斤重，享寿百把年，其到底能够释放出多大能量？能够做出多少事？而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来新夏先生者，生于军阀混战的嘈嘈乱世，长于日寇侵略的血雨腥风，成学于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运动”，同时还承担着以很低的薪水供养家庭、携妻育子的人生重任。在这重重叠叠的人生压力之下，他不仅把自己的主业教书育人做到了顶尖水平，竟然还能够一本接一本地把诸如《北洋军阀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清代目录提要》、《古典目录学浅说》《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学术著作，以及随笔集《学不厌集》《邃谷文录》《出枥集》……近百部著作奉献给世界，他得是多么顽韧地“蛮拼的”，才能做到这一切？
春蚕到死啊！
蜡炬成灰啊！
呕出了一颗燃烧的心，沥尽了浑身沸腾的血啊！
他还不断地给自己加码，什么都要求顶尖，要求完美无瑕，要求争第一。记得那年我写了一篇随笔《以文字为生命》，其中说到文坛、学界有一批用生命来对待文字的学者和作家，他们的来稿严谨到编辑别想改动一字一标点的境界，比如孙犁、金克木、张洁、张承志……第二天，我即接到来先生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他读了愚文，“诚心请教”他如何也能再长一点儿学识从而进入我的“比如”名单？我笑了，心想：这争强好胜的老头，真是什么也不甘居人之后啊！
就是这种永远争先的脾性，使来新夏先生在其91年的生涯中，始终扮演了一名冲锋在前的学术战士的角色，做出了超过常人三倍、五倍、数倍的专业成绩。他那些等身、超身的著作和编著，简直只有用“辉煌”二字可以形容了！
春萌夏长，去日苦多。一年年的日子飞速滑过，我亦越来越多地领略到“这老头”的可爱：比如他曾很老百姓地说起他会做饭，在老夫人患病期间悉心照顾老妻，经常亲自动手做天津人爱吃的炸酱面，当然还会炒菜、做面食。这话听得我鼻子直发酸，他的确是文武昆乱不挡，“文革”下放在天津郊区劳动时，他就已经把自己锤炼成了一把劳动好手，压地、打场、掐高粱、掰棒子……而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好几部学术著作，真让我等庸庸碌碌者惊为天人。
又比如他的生活态度始终乐观开朗，自称“享受寂寞”，“学而不厌”，人生的第一目标是“做学问，传承中华文化”。所以，无论是在人生顺境还是逆境中，在亲情友情爱情的享受中或是负面的击打下，都能像泰山上的不老松那样，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矗立，郁郁葱葱地承接着天露，沐浴着清风。最让我印象深刻而又觉得好玩的是，有一次他到北京，路过新建成的王府饭店，看到其富丽堂皇，实在可人，便也堂皇地走了进去，坐进一间华贵的餐厅，气宇轩昂地点吃点喝。他心里其实是有点发虚的，因为那天他兜里只有600块人民币！好在老天爷还是怜爱他，结账时还给他剩了块八毛的，总算没有失了大教授的尊严——在年深日久的交往中，我早已知道他虽位在中国第一流学者的队列里，却并没有什么钱，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书。然而没什么钱的来大教授却敢这么“大手大脚”地“开洋荤”，这种视金钱为无物的狂放故事，我们以前曾屡屡在陶渊明、李白、唐寅、梁启超、郁达夫……身上看到过，这是熔铸在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恃才傲物”基因啊。
这老头还有特别柔情的一面：2000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来先生听说后很着急，不几天就托学生从天津给我带来慰问品。打开一看，我愣住了，只见是一盒已经拆封的西洋参含片，纸盒子的另一半塞着螺旋藻胶囊。我哆嗦了一下，赶紧闭上了眼睛，明摆着，来先生是把自己正吃了一半的补品停下来，拿来送给我了！后来我战胜病魔过生日时，他还通过邮局给我送来鲜花和巧克力……
我最后一次见到来新夏先生是在2013年8月，我去南开园他那住了多年的老房子里，看望他和夫人焦静宜女士。焦静宜也是我们南开出身，原是历史系来先生的高足，后是他出版社时期的强有力助手。静宜曾送给我一部她的厚厚的史学著作，读之殚见洽闻，书卷气俨然，令我心生敬畏。来先生几次满心欢喜地对我说，他俩过得特别和谐惬意，“没想到老了老了，倒享受到一辈子最舒心的日子……”由于书太多，他们家里还是显得有些乱，可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常态。见到我给他带去的新疆纸皮核桃，老人大为高兴，笑逐颜开地说：“这是补脑的，好啊，好啊！”都已年逾九十，已经勤奋了一辈子，可他想的还是工作、学问、写作——我记得季羡林先生去世前，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还有七八部书要写，因此“在去八宝山的路上，我绝不加塞”。还有当下已经109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已经104岁的杨绛先生、已经100岁的马识途先生，以及其他一大批鹤发老文人，都还一直坚持笔耕在他们肥沃的田野上，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优点啊！
来先生的离去对我打击很大，一下子就摧毁了我对死亡的信念——原本这些年闻听哪位走了，我都会安慰他们的亲属，说是亲人们解脱了、上天堂去了，因此无须难过……但失去了来先生这位忘年交，使我感到了沉重的疼痛，甚至都觉得这世界的明亮少了几分、温暖也少了几分！唉，从此我在南开园里又失去了一个惦念的坐标，一想到再也见不到那张一脸严肃一脸学问而又一脸童真的笑脸，我浑身的血液就像被十二月的冰雪冻住了……
还是在我生病那年，来先生打来的电话中，我俩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约定”，将来无论谁先走一步，留下的那位一定要为先行者写一篇悼文，而且“不得少于三千字”。去年来先生走的时候，我瞬间崩溃了，心里涌起了太多太多，反而失去了拿笔的力气。近来这些日子里，金灿灿的迎春花开了，世界上最洁净的白玉兰开了，闹喳喳的山桃花开了，按捺不住憋了一冬激情的油菜花也把它们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一大块一大块地靓抹在大江南北、青山绿水……面对着生命蓬蓬勃勃的爆发和生长，我想起古罗马诗人鲁克烈斯的一段话：“死是另一种生的起源。你的死是宇宙秩序中的一段，是世界生命中的一段。”来新夏先生当得起这段话。
（作者为本报领衔编辑、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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