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现状与建议

编者按

    随着城镇化建设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我国诸多传统村落及其文化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开始对我国“江河流域”（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及其他广大地域的传统村（镇）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开展田野调查。2014年6月12日至9月30日，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又对“江河流域”传统村落展开新一轮田野考察。考察结果显示：与2008-2010年期间的考察结果相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工作在国家重视下取得显著成效，但问题依然突出，形势仍旧严重。基于此，考察组提出了加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具体建议，相信会对相关工作有所助益。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却呈现空壳化趋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大量村落被空置或遗弃。同时，由于道路交通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的扩大等原因，加大了外来文化向农村渗透的力度，村落传统文化趋于边缘化，其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

    2008年至2010年间，我中心曾组织20个课题组，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含县级市）中902个乡镇的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了为期25天至30天不等的综合性复查。这些地域中，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为9707个，至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2014年6月12日至9月30日，我们又组织了8个专项田野考察组，再次对“江河流域”传统村落展开跟踪式田野考察，行经11个省、行程18500多公里、为期三个多月，对此区域原已纳入调研视野的5709个传统村落中的1033个进行回访、考察、调研，并进行数据采集与比照。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在2010年尚为活态存在的1033个传统村落，在四年间，又有461个因各种原因消亡，幸存572个。总数消失了44.6%，平均每年递减11.1%。换言之，在此次调研范围内的传统村落中，约3天就有1个消亡。据我中心“传统村落遗存实录资料库”按省域范围随机抽样的综合信息所得出的整体评估结果显示，就全国范围而言，传统村落消亡的速度整体上远高于上述数据。可见，四年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问题仍然突出，形势依旧严峻。

传统村落保护成效显著

    上令下行，形成合力。以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为标志，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正式纳入国家历史文化保护战略。在这之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先后公布了两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2014年4月，四部局联合公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传统村落保护在一批学者长期呼吁下，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初步建立了国家保护名录，制定了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并根据保护价值的不同进行分等定级管理。2014年11月，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全国已有25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在省级层面，不少省份推出“美丽乡村建设”的口号及具备可操作性的措施和意见。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传统村落的措施，省委统战部将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海外侨胞等社会各阶层的资源与力量进行有机有效整合，展开了以“回得去的故乡”为主题的美丽家园建设系列活动。

    在市、县、镇级层面，不少地方政府结合自身特点，对传统村落保护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浙江顺溪镇政府集中财力与精力保护传统村落，在挖掘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同时凸显传统村落的独特性，并处理好政府投资保护与市场运作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找民间投资，把市场需求和传统村落保护结合起来。

    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落实，上下形成了有效互动。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成绩斐然。自20世纪末开始，冯骥才、乌丙安、潘鲁生等专家学者不断为保护传统村落呼吁、进言，积极探索有效保护传统村落的途径。我中心不仅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察和相关数据采集，还打造了创新研究平台，集合高校多学科资源优势，展开对村落文化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创建了国内首个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培养专门人才的博士、硕士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为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进行宣传和论证。

    对村落的保护离不开乡贤参与。如今，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他们视野开阔，掌握较丰厚的相关资源，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如湖南省中方县丁家乡的杨宗强，大学毕业后取得上海户籍，2008年返回家乡，带动村民建设生态农业园，形成了一定规模。2011年，当地部分参与种植的农户年收入便达3万多元，而同期丁家乡人均年收入仅1300多元。

    村民有“觉”有“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方兴未艾。在当下不少传统村落，村民已经意识到传统村落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与家族、民族有关的国家历史文化财产。河南崤山山区的渑池县赵沟村先后获得“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特色旅游村”“中国传统村落”等称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住民的文化觉悟和文化自信。

现存问题与严峻形势

    今天，很多地方对传统村落保护仍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重有形的建筑保护，轻无形的原住民文化保护；重“固态”文化保护，轻“活态”文化保护。在抱有这种认识与理念的人看来，传统村落只是一些没有文化灵魂的“死”建筑。实际上，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古建筑上，更体现于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丰富“活态”之中。

    误区二：在城镇化进程中，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指导下，不少基层干部仍未意识到保护传统村落文化事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他们认为传统村落如无旅游开发价值，不能提升当地GDP，不能为其政绩“建功立业”，与其费力花钱保护，不如让其消亡。有的甚至受经济利益驱动，大行“强拆”之道。如山西某县有一保存完好的晋商明清建筑，于2008年被正式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2014年，该县将其列为城市片区改造重点工程，现在已经砖瓦涂地。

    土地毒化，导致新“空心村”出现。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不断遭到各种污染源的伤害，土地污染现状严峻。国土资源部相关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这还不包括农药、化肥对土地的深度污染。污染加剧导致土壤自然蓄水保肥能力、所存有机养料成分、可耕深度等大幅度降低，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土地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农民，这也是近年来“空心村”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行土地法、文物保护法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存在矛盾。现行土地法、文物保护法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农村民居权属政策与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需求不相适应。大部分受保护的传统村落需要修缮，但这些村落中的建筑及文物均属国家财产，在村落未纳入保护范围之前，原住民有权对其进行修缮；一旦这些村落被纳入保护单位，村民就不再具有修缮权。与此同时，因资金匮乏，很多地方政府无力对受保护的传统村落进行修复。这就导致受保护的传统村落建筑反而日渐残损，直到坍塌，而原住民的民生问题也得不到妥善解决。传统村落保护陷入“挂牌保护”与实际保护相脱节的困局。此类现象较为普遍，如不及时调整政策，出台可行的保护措施，可能会出现传统村落越“保”越少、消亡更快的状况。

对策建议：“五个建立,两个防止”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迫于城镇化发展趋势而错误行动、思想认识不正确、政策法律缺位、受政绩和经济利益驱动等。为克服这些弊端，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具体概括为“五个建立”与“两个防止”。

    建立并出台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法。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全涵盖和适应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法律。建议由国务院主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局参与起草，尽快制定出一部适用于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国家（而非部门）专门性法规，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

    建立传统村落环境监管监察、污染治理的法律制度。保护传统村落不能仅仅保护村落建筑，与其息息相关的土质、水质等生态环境也应得到高度重视。近年虽有一些关于传统村落生态环境保护、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政策法规出台，但缺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法律，尤其缺乏村落环境污染防治与追责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同时，要建立起专门的监督监察机构专司此事，形成长效甚至永久机制。

    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数据库。为更好地保护我国传统村落文化，准确掌握其地域分布与数量，应加快组织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国家数据库”，成立专项行动工作队伍，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田野调查与民间数据收集相结合的原则，对传统村落历史沿革、发展轨迹、建筑风貌、风俗习惯、人口规模、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以及村民生计、自然与生态资源等进行专业的数据记录和建档管理。

    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协调发展框架体系。既要充分认识到传统村落的文物、文化、生态、民生等诸多方面的价值，也要充分认识到传统村落的文化构成从古至今都不是静止的。没有传统村落的“活态”文化存在，传统村落其他很多方面的价值就难以持续。不能让传统村落成为死的标本。因此，必须把传统村落的建筑保护与其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把传统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传统村落的文化、人、自然环境都“活”起来的全新保护格局，让传统村落文化以鲜活的形式重返广大农村舞台。

    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人才队伍。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家应尽快出台政策，鼓励支持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研究，将保护、研究类专门人才的培养纳入高等教育人文学科招生、教育与研究体制，培养大批专业人才。同时，要按照“国家需求、创新引领”的原则，充分整合并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学科的资源能量，以利于推出大批高质量的保护与研究创新成果。

    防止旅游模式下对传统村落的过度开发。目前，不少传统村落因过度开发而失去“传统村落文化”的原本内涵，甚至变成“流行文化”的大卖场。应建立权威的传统村落管理体制，依据完善的保护规划，在保护培育的前提下，对现存传统村落及其文化资源进行有限、有效的开发利用。

    防止传统村落“空心化”成为演变态势。要充分认识当前农村“空心化”问题的严重性。要使传统村落原住民“留得住”，就要有效提升和改善传统村落原住民的生活质量。整治重点是处理好村庄协调发展的问题，既要对村落建筑进行维护与改造，维护好文化遗产，又要重视村民的居住环境，更要正确引导原住民的价值观与消费观，帮助农民建立并强化留守和保护意识。（执笔人：胡彬彬、吴灿、李红、杨帆、王安安）

【智库名片】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是我国高校中成立最早、专门从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科研单位。中心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己任，立足田野考察，注重活态文化研究，设有传统村落的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氏族文献与新见民族史料等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学术体系。中心团队在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研究专著20余种，获得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20多项。